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日签署行政令，启动旨在促进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创世纪任务”。

　　该命令指示能源部创建一个综合人工智能平台，整合美国超级计算机和独特数据资产，加快科学发现和创新步伐。

　　“创世纪任务”被特朗普政府视作与二战时的“曼哈顿计划”以及太空竞赛同等重要。它对于美国究竟有何意义，能否真的让美国在大国科技竞争赛道上“一枝独秀”？

“最大资源调动”

　　“创世纪任务”是一个以国家力量推动AI+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其核心目标是整合美国联邦政府掌握的大规模科研数据集、能源部的超级计算资源，以及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共同构建“科学基础模型”与AI代理系统，加速推动在能源、国防、健康、材料等战略科研领域的突破。

　　该计划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

　　第一，算力支持。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将政府的海量数据资产、超级计算机与私营部门的算力资源相结合。目前英伟达、甲骨文等公司均预计在“创世纪任务”中发挥作用。

　　第二，数据开放。据悉，白宫计划开放的联邦科学数据分为三类。第一类将面向大学、私营部门科学家等研究人员。第二类数据将用于专门研究。第三类涉及国家安全数据，仅供有权限的研究者访问。

　　第三，资源整合。该命令指示总统科学与技术事务助理（APST）协调这项国家计划，并整合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和基础设施。

　　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任务将如何获得资金。有白宫官员表示，未来需要国会提供更多援助，今年夏天通过的“大而美”法案中的资金将有助于资助该项目。

　　尽管目前尚无任何成本估算，但政府官员将这项工作描述为自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太空计划以来联邦科学资源的最大规模调动。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肖茜认为，该计划具备几方面特点。

　　首先是竞争导向。计划延续了美国先前推出的“AI行动计划”中的竞争导向，确保美国能在AI上保持领先，应对来自中国、欧盟等方面的竞争压力。

　　其次，采用“国家任务驱动型”。延续美国历史上的“大科学时代”传统，表明这是一个长期、跨部门的大项目。

　　再次，采用公私合作模式。项目将与产业界、大学、国家实验室三方合作，强调公私合作（PPP模式），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大学科研团体共同参与模型构建与应用。

　　最后，国家安全定位明显。项目中包括军民两用基础模型、战略科学能力提升芯片等，这些都与国家安全定位紧密相关。

多重考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鲁传颖教授表示，特朗普政府推出“创世纪任务”，有几大考虑。

　　第一，特朗普政府将这一计划与历史上的重大战略相提并论，凸显其将人工智能置于国家战略显著地位。

　　今年以来，从“星际之门”项目，到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再到“创世纪任务”，特朗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政策，认为这对巩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与科技领导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第二，这与AI技术本身的发展态势也有一定关联。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由技术层面向应用层面转化，并逐步演进为通用型基础设施。美国看到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各领域的赋能前景，更加通盘地规划技术发展战略。

　　第三，该计划由能源部为核心牵头机构，背后蕴含双重逻辑。

　　一方面，能源部下属的橡树岭等国家实验室汇聚了美国顶尖的高科技研发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对能源存在巨大需求，而美国当前在电力供给与电网承载能力上存在显著缺口。能源部的牵头地位有助于统筹解决技术研发与能源保障的协同问题。

　　第四，该计划有撬动投资的考量。

　　当前美国人工智能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激增，人工智能对美国GDP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计划的推出能够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向人工智能领域集中。此外，特朗普政府核心科技决策团队中不乏来自产业界的“技术右翼”代表，其政策制定逻辑与产业界利益密切绑定。

　　第五，特朗普政府将赢得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列为优先事项。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采取系统性对华竞争策略。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在核心技术上追求绝对领先的主基调并无变化，依然对中国严加防范，防止技术外流。

　　肖茜指出，该行政令又被称为美国版“AI科学超级工程”，美方主要考虑在于：

　　第一，维持并加强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主导权。第二，构建AI驱动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政府部门拥有大量科研数据，但长期缺乏统一整合平台。“创世纪任务”旨在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形成跨部门、跨学科的AI科学创新基础设施。第三，支撑国家战略性基础科学突破。第四，借AI推动制造业回流、能源突破与国家安全，为美国构建更强的产业链与安全优势。

前途不确定

　　新计划的推出，能否让美国AI产业一路高歌猛进？

　　鲁传颖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从机遇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特朗普推崇宽松的监管政策和投资导向，或有助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灵活发展环境。

　　从挑战来看，美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首要风险是商业化闭环的构建滞后——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大，但市场盈利能力相对有限，若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场景与盈利模式，将导致产业发展不可持续。

　　其他挑战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给瓶颈等。此外，过度强调中美竞争与技术对抗，可能导致美国在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中陷入孤立，影响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

　　肖茜认为，从对美国的影响而言，新计划的推出可能帮助美国在高能物理、核能、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等领域取得先发优势；美国的超算中心、联邦数据平台将迎来重大升级；通过降低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美国有望吸引更多制造业与科技企业在本土投资。

　　从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影响来看，一是加剧全球的“AI科学竞赛”。其他国家可能跟进建立大型科学基础模型，进而形成新的科技竞争维度。二是推动国际科研合作结构重塑，美国搭建国家级AI平台可能成为国际合作的“准入门槛”，影响全球科研资源与人才流向。三是可能导致新的技术与数据上的“集团化”，美国如将此平台作为科技与数据的战略控制手段，有可能进一步强化科技脱钩趋势。

　　在鲁传颖看来，特朗普政府想锁定对华科技竞争优势，但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中美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中国更聚焦“AI+”的场景赋能。

　　鲁传颖指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不应该突出对抗竞争，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无底线打压。

　　“从历史经验来看，核武器管控、疾病防控等全球性议题的有效治理，均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鲁传颖说，人工智能作为具有跨领域、跨国界影响的颠覆性技术，其风险防控与规范发展同样需要多边协作。然而，当前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受到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竞争关系的多重干扰，也制约了全球治理的效能，如何排除干扰将成为大国关系建设很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