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被短期涨跌裹挟，当追涨杀跌的声音淹没理性，总有一群人选择站在时间的这一侧。不追逐转瞬即逝的热点，不沉迷短期排名的狂欢，而是以深入研究为锚，以坚定信念为帆，将目光投向企业成长的本质与经济前行的长期趋势。财联社推出“绩优长跑者谈长期主义”专栏，深度访谈这些坚守长期主义的基金经理，拆解他们如何在市场波动中筛选优质资产，如何用耐心对抗焦虑，如何让时间成为投资路上最坚实的盟友，最终让复利的力量结出丰硕果实。

　　财联社11月24日讯（记者闫军）公募高质量发展“25条” 明确提出“坚持以投资者为本”“强化核心投研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基金公司收入报酬与投资者回报绑定机制”。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期主义”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衡量基金管理人是否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标尺。

　　回顾公募20余年发展史，从业逾二十年，管理同一只基金超过十年的基金经理寥寥无几，鹏华基金副总裁、基金经理梁浩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中极少数始终坚持“长守一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管理的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基金自2010年成立以来，历经多轮牛熊转换，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

　　近日财联社记者专访梁浩，试图在深度对话中揭开一个长期主义者的投资图谱，他是如何在一个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中，坚持对投资框架的持续打磨？对“长期主义”的理解究竟源于何处？他又如何以身作则，推动团队形成一种兼容并蓄、共生成长的投研生态？

　　在梁浩看来，坚持长期主义，首先需要的不是品质，而是能力。“在没有能力时，根本谈不上长期主义。基金经理不能业绩好时，都归功于自身能力；业绩差时，都归结于市场风格。”

　　梁浩强调，要先有对投资标的和市场的深度认知，才能谈得上长期主义。

　　当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系统性机会越来越少，当产业链条日益延长、企业分工愈发专业，对基金经理的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的投资，早已不再是简单“选赛道+押龙头”，而是建立在对企业本质、产业趋势、技术演进和竞争格局的深刻洞察之上。

　　14年长跑，投资框架的“破”与“立”

　　财联社：您自2011年起管理鹏华新兴产业基金，至今已超过14年，这在公募基金行业极为罕见。是什么让您选择并坚持长期管理同一只基金？期间有没有过动摇或考虑转换跑道的时刻？

　　梁浩：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持续在一种反思，迭代，成长的自我循环里，眼睛里更多是自己的弱点，以及弱点该如何弥补。做投资是个很好的职业，所以没有想过换赛道之类。虽然现在有一些管理的职责，但我主要的精力、脑子里想的主要问题还都在投资方面。

　　财联社：回顾这14年，A股市场经历了数轮牛熊转换、风格剧烈轮动。您是如何在如此长的周期中，保持投资框架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哪些核心理念是从未改变的“锚”？

　　梁浩：投资框架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中。如果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可能会更清晰。

　　刚担任基金经理的时候，我相对更相信基金经理的价值就在于极致的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那时我笃信长期投资，我的投资框架可以概括为“寻找伟大格局的坚定实践者”。主要方法就是深度研究，长期持股，敢于在早期发现并重仓那些潜在的黑马公司。这种策略我执行了大约十年。

　　这个阶段在2020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顶峰。早期积累的稳健投资口碑，叠加那段时间的阶段性业绩非常突出，我管理的规模在短期内出现了暴增。

　　但很快，挑战就接踵而至。首先，我研究公司的速度和深度，开始跟不上资金规模的增长。其次，在宏大的产业趋势面前，纯粹自下而上的投资视角显得有些单薄。我发现自己错过的机会，远比抓住的要多。覆盖范围不够广、投资策略单一等问题暴露无遗。

　　更重要的是，在接近十年的投资实践中，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更多的企业其实是“大浪淘沙”，是抓住了一波产业机遇成长起来的，它遇到的产业有多大，它就可能做多大。但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能够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自我迭代，不断“破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的企业，其实是凤毛麟角。

　　因此，我意识到，职业投资人更应该回归到资产的投资回报分析本身，而不仅仅是带着产业趋势的滤镜去寻找下一个被市场忽视的黑马，因为黑马可能“黑”不了多久。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做了很多国别研究，试图从国际竞争力的视角，来审视国内的优势产业，并分析其中的投资回报本质。

　　从2021年之后，我的投资框架进入了一个系统性的重构期。我开始学着更全面地看待宏观、市场和投资标的。我从之前以利润表为主导的分析模式，逐步演化为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并重的公司分析框架，更多地从资产的投资回报角度去做投资选择。同时，我静下心来，重新打基础，开始海量地覆盖公司，几乎所有行业的龙头公司，我都带着新的视角重新看过一遍。

　　我自己总结，我的投资框架是从之前那种依靠与企业家交流获得灵感的“灵感型投资”，转变为了从资产回报角度出发，全面梳理自己工作的“系统化投资”。

　　回顾这十几年的历程，没有变的是长期投资，赚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钱，赚优秀公司的股东回报；变化的是不断的试错、总结和认知的提升。

　　财联社：刚才提到了2021年，那似乎是您投资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长期管理意味着要面对无数挑战，能否更具体地分享你的最大挑战以及是如何应对的？这段经历对您的投资理念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梁浩：2021年遇到最大的挑战，那年刚好是自己管理基金十年，但恰恰是问题暴露最充分的一年。当时甚至一度业绩排市场后5%，自己管理的所有产品都遇到挑战。

　　周围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当时压力很大，但恰恰相反，其实压力没那么大，因为没有时间去焦虑，当时心里已经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心里也很清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那就安安心心的解决问题吧。

　　这种问题的解决需要投资的方法论和底层知识体系全面重新梳理，同时也需要一些试错。这几点都需要时间。之后的几年里，甚至现在还都在解决这些问题。

　　此时此刻，客观地说，我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以来能力最强，知识体系最全面的时候，但投资是面向未来的，有些东西仍需时间来证明。我也很期待下一个五年里，自己的表现会优于前面的一些年。

　　何为长期主义？长期主义是方法论的长期，而非时间

　　财联社：“长期主义”常被提及，具体到投资，它如何体现在您的选股、组合构建和风险控制中？您如何定义“长期”？是5年、10年还是更久？投资决策是如何穿越短期噪音，聚焦于企业长期价值的？

　　梁浩：长期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模式，我们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时间长度，内在逻辑是：基于企业的内在价值做投资决策，当市场对企业的定价出现阶段性偏离时，你能够基于深度研究而坚守，而不是脱离企业价值本身去追逐交易性的热点。所以，长期主义是“方法论”的长期，而不是“时间”的长期。

　　原因有二：一是国内本身是个成长型的经济体，成长性本身也代表着波动性，再加上公司估值波动也很剧烈，业绩好时，估值大幅提升，股价大涨；业绩下行时，业绩带动估值大幅双杀。这种环境下，我们很难忽略周期的波动，而用单一的时间上的长期投资去穿越周期，也很难将此作为主要投资策略。

　　二是成长型的经济体还有另一个特征是不断会有新产业，新公司涌现，这些公司在景气度高时，也会有阶段性投资机会，我们也很难仅仅单从ROE，股东静态回报等角度，仅仅选择那些稳健型公司，而忽略这些成长性的行业和机会。

　　财联社：面对国内产业飞速迭代，您如何持续学习和进化，避免投资思维的“老化”？ 在保持核心能力圈的同时，又是如何拓展和更新自己的认知边界的？

　　梁浩：投资本身是个很残酷的职业，因为社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在投资端体现，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经济体里更是如此。一旦跟不上这些变化，基金经理只有被淘汰的命运。客观环境和每天的工作本身就要求我们保持认知的迭代，这种迭代既包括投资理念、方法论的迭代，以及知识体系的迭代。

　　我的能力圈迭代更多是从犯错和周期中去总结的。这一轮周期错过了哪些标的，总结后，等下一轮周期能做更好。核心能力圈稳定后，可以挪出更多的时间去看新的公司，能力圈也就在不断扩展了。

　　回顾来看，自己做基金经理早期，秉承了自下而上的投资逻辑，不断在市场翻石头，但其实没有想清楚三个问题：“你的核心能力圈是什么？你的核心能力圈够不够你穿越周期，支撑一个组合？你的能力圈应该如何拓展？”

　　这三个问题对一个基金经理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等想明白了这些问题后，能力圈的拓展也就在有序进行了。现在回顾过去自己的投资生涯，显然自己的核心能力圈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够强大的。即便现在，我对自己现有的核心能力圈还是很不满意的，拓展的空间仍然很大，但相较于过去，最近这几年的提升是满意的。

　　关于如何提升能力圈，只有一句话，多看公司。有句禅语叫：领悟之前，砍柴挑水；领悟之后，砍柴挑水。做的事情都一样，只是有些问题想明白以后，会更有张弛。

　　团队传承，从个人作战到体系化平台运行

　　财联社：您不仅是基金经理，也是团队的领军人物。随着管理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复杂化，您是如何从“明星基金经理”转变为“团队领导者”的？团队建设上，如何平衡好“传承”与“创新”？

　　梁浩：投资工作的个人色彩本身就很浓，基金经理独立决策，这个基金经理选什么股票，赚什么钱，更多是他价值观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能力永远是最核心的。个人能力越强，核心能力圈越广，能够管理好的规模就越大。

　　但另一方面，基金经理所面临的是超过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知识和信息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个人能力一定是无法全部企及的。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基金经理面临的是“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下，寻找最优解”。

　　这意味着，团队是重要的。因为一个可信任的团队，能帮助你延伸能力圈，能帮助你扩大覆盖范围，让你的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的上限更高一些。

　　对于资产管理机构而言，最佳的工作模式是，周二到周五，团队成员各自在调研，听路演中忙碌，周一例会大家聚一起，开诚布公地把所见所想交流一下，找到投资线索就一起跟进。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更多的职责是推进这种文化。

　　在团队建设上，我在十年前就刚刚管理研究部时就提出“代际之间有传承，新人有创新”。代际之间有传承，是基于基本面的研究方法和投资方法要传承；新人有创新，是指新人在新知识体系和新事物的理解上保持创新精神，不被传统经验所桎梏。

　　投资理念和方法论是很难谈及传承的，我从来就没期待过团队的人要按我的想法来规划自己的工作，投资理念和方法多是在与市场的碰撞中逐步成型的，有时针对具体的问题，我会有一些提醒，但对任何基金经理而言，路是要自己走，道理是要自己悟的。

　　投资理念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它就像一块磁铁，出发点是什么，决定了你收集的东西是什么，你收集的东西又决定了你如何不断完善自己体系。出发点不同，所有的东西都不同。我只有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带好团队。

　　因为市场千变万化，每个人都难免犯错，我对团队成员的管理上秉持一些原则：

　　第一，尊重风格，公司整体希望以多元风格应对多变的市场；

　　第二，风格内的投资能力不断优化，不能业绩好归因于能力，业绩差归因于风格。

　　对于新人，我更希望看到是一个勤奋、客观、试错、总结，提升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只有在这种工作状态下，加上自身的悟性和不断的知识积累，在未来才可堪大任。

　　我在管理研究部期间，每年面试超过200个应届生，我们选出的很多人，都是在学校期间没有完全热衷于实习、忙于丰富自身找工作的经验和技巧，而是那些保持了对世界的好奇心，能够对自我有个客观的认知，愿意不断自我提升的人。这些人很多现在已经成长为基金经理，为团队文化的构建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在带他们成长的同时，这些人也在用他们的成长反哺我的成长。

　　财联社：您认为一个健康的投研团队，其“兼容并蓄的共生成长系统”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在促进团队成员（不同资历、背景）之间的知识共享、思想碰撞和共同成长方面，您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或实践？

　　梁浩：兼容并蓄的共生长系统，本身还是投研文化的建设。如果一个投研生态一直以短期“业绩好，规模大”等理由纵容自私行为的蔓延，这个体系就谈不是上兼容并蓄。

　　兼容并蓄的共生长系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负责人的眼界和心胸。在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制度。我长期坚持做的，是一些看似简单，但需要始终如一的事情：

　　在所有的内部投研会议上坚持讲真话；

　　我发现的投资标的，第一时间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我所有的调研、路演、研究不排斥团队任何人参与；

　　我自己及时改正的一些方法论的东西，甚至自己做的一些提升效率的小工具，也不排斥和大家分享；

　　当一个新人成长起来后，我愿意把机会让给他，成就他。

　　在团队中待时间久了，自己的这些坚持，也就慢慢变成了体系的主要氛围，共生长系统的氛围也就慢慢形成。

　　财联社：对于年轻一代的基金经理和投资者，您会如何诠释“长期主义”？坚持长期主义需要具备哪些关键品质？

　　梁浩：坚持长期主义，首先需要的不是品质，而是能力。在没有能力时，长期主义根本谈不上。基金经理不能业绩好时，都归功于自身能力；业绩差时，都归结于市场风格。要先有对投资标的和市场的深度认知，才能谈得上长期主义。

　　当下，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中国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合理增速的经济体，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系统性投资机会越来越少，结构优化成为大多数行业的主题。

　　而且，国内的产业链条越来越长，链条上的企业越来越专业，相应对基金经理自身的知识体系要求越来越高。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与经济上行期的核心资产完全不同，对企业家的要求也完全不同，深刻理解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是长期主义的基石，没有这个基石，谈不上长期主义，即使偶尔有以长期的名义做对的事情，最终也一定会在长期主义的名义下，再亏回去。

　　因此，长期主义的核心是你有对投资标的和时代的深刻认知。有了这些，你自然会有长期主义。另外，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个“卷”到极致的状态，即便有长期主义的理念，阶段性景气度带来的投资机会也是要抓的。这就是国内的投资环境，与华尔街的模式完全不同，对我们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财联社：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您这14年投资生涯的感悟，您会说什么？

　　梁浩：我更想对一直信任我的基金持有人说一句话：感谢多年的信任，我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蛰伏期，会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