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振兴实体经济”，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章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逻辑越来越清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遭遇部分西方国家“卡脖子”与“产业链脱钩”双重冲击。经历“规模赶超—结构纠偏—系统安全—高效韧性”的四次跃迁，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显著特征」

　　自主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底线的根本保障。自主性强调对外部技术、市场、资源低依赖，关键时刻可内部自我循环。中国经济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技术迭代和产业更新提供了最低有效需求阈值。即使遭遇外部不友好、不安全的环境扰动，也能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地运行。提升产业发展自主性，要求把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工艺、设备、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底层标准等自主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非依赖型发展态势，并在外部“断供”时能够推出可置信的反制。

　　支柱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均衡的内在机制。理论上，先进制造业既为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提供技术、工业产品和设备，也是整个体系的效率、效益的根本来源。现代化产业体系就如一棵大树：现代农业是树根，扎根于土地并从中吸收大树所需要的足够养分。先进制造业是树干，支撑整个大树的体系运转和平衡。现代服务业是繁茂的枝叶，专职于大树的光合作用，如满足人类精神需求，为整个体系提供就业和消费等服务。

　　开放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获取效率的持久引擎。开放性强调持续吸收全球商品、服务、资本、人员、数据等能量，避免陷入系统性内卷与熵增。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需求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进而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其政策抓手就是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先进体系对接，以高水平开放应对所谓“去中国化”联盟。

　　协调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和韧性的具体体现。协调性表现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耦合与融合发展，同时表现为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二三次产业、区域集群之间时空匹配和适配。协调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也是产业政策可以进行干预的焦点。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可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内生增长的革命性跃升。

　　「主要内容」

　　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内容包括：制造业占比保持25%—27%的合理比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5%；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适当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从而彻底扭转“脱实向虚”现象；单位GDP能耗较2020年下降30%，实现绿色化转型；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国产化率超过60%，关键零部件自给率突破90%。

　　一要以要素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以高标准市场体系配置技术、资本、人才、数据。核心任务是在公平竞争规则下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破除行政分割与所有制歧视，建立全国统一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数据市场、碳市场等，让广义的价格信号能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使其流入到边际效率最高的产业和企业，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要以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条突出“技术进步、结构变动”的产业政策路径，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其基本特征是运用产业结构政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新技术创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尤其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

　　三要以推动市场竞争、产业组织优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条以竞争政策为中心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路径与策略，注重强化结构演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和社会效率。它是崇尚市场竞争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建设、维护与巩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主线。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就是利用竞争政策构造产业内垄断竞争格局，打造链主+众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套的雁阵发展格局。横向放开准入，纵向强化协作，通过竞争政策促成若干千亿级航母企业+大批隐形冠军共生系统，为上游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场景、订单和试错机会。

　　四要把握产业演化的接续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强调的是形成“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未来产业”的接力赛。现阶段，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化）通过数字化、绿色化延长生命周期，主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市场化投融资加速扩张，未来产业（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商业航天）以前沿基础研究孕育突破，实现“研发一代、试制一代、量产一代”的滚动迭代与更新。

　　「政策建议」

　　第一，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建立多元资本体系。

　　在科学创新领域，可加大由政府与公益基金的支持力度，建立国家实验室、高校、非营利机构共同体，实行预算包干、按结果而非过程考核、失败免责的有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

　　在技术创新领域，应以企业为主体，完善“科创板—北交所—主板”递进式资本市场，鼓励长期资金（养老金、保险、企业年金）按公允价格配置风投与并购基金，形成“天使—VC—PE—并购”接力。

　　在工程化环节，建议设立“国家产业引导基金+地方配套+产业链链主”的联合体，分散中试、首台套、首批次风险。

　　第二，重塑现代产业组织，推广“链长制与群主制”。

　　中央和省级层面建立“链长制”，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统筹规划、标准、攻关、采购、出口、投资审查；在特大、大型企业层面推广“群主制”，一些龙头企业担任“群主”，吸纳中小企业进入供应链白名单，共享实验室、数据中台、仓储物流，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第三，提高实体经济收益率，吸引人才回流。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工业用地、用能、物流、融资四项成本；扩大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允许先进技术企业按较高的比例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建立产业工人按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的制度，让技术工人享受与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相适配的收入待遇，重塑蓝领社会声望。

　　同时，构建顶尖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可在“双一流”高校设立特殊顶尖人才培养直通渠道，允许免试、跨学科、弹性学制，并对关键核心领域外籍人才给予永久居留、税收优惠、科研经费自由支配权。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享受高比例的转化收益，以财富效应激发原创动力。

　　第四，实施独立的自我开放战略，瓦解部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主动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降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电信、医疗、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对限制高技术进口的实体实施反向制裁，以超大规模市场+制度型开放组合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继续在华深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绑定。

　　总之，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质上是大国规模+市场机制+开放创新的系统集成。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产业政策必须摒弃人为选择优先部门、补贴产能增长等传统范式，转向支持制度基础设施、形成产业组织生态与时间接续性动态管理的新范式。只要坚持以高水平自立自强为目标、以高标准要素市场为杠杆、以资本市场为枢纽、以顶尖人才为核心，就能“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产业升级与国家安全双重红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