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多年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位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尽管日本政府为扭转这一趋势不断加大政策力度，但收效甚微。更严峻的是，少子化与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叠加，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总人口持续萎缩。对日本而言，人口结构的逆向演变早已超出人口学或经济学的范畴：它不仅威胁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还将引发劳动力供给的断崖式下跌，诱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负面连锁反应，最终甚至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人口危机之殇

　　数值为2.14的日本总和生育率“天花板”出现在1973年，之后便是连续下降。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为72.1万，同比下降5%，对应总和生育率为1.15。横向上看，与全球人口总和生育率的峰值年代相比，日本整整提前了17年。同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不仅低于全球2.2的平均水平，也被发达国家1.4的平均生育率甩在后面，更不可与发展中国家2.9的平均生育率水平相提并论，且日本总和生育率与2.07的人口替代率相距甚远。

　　纵向上比较，无论是新生儿出生数量还是总和人口生育率，日本均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纪录，不仅如此，按照整年度比较，日本出生人口数已经连续16年萎缩，而且除去外国人以及在国外的日本人所生婴儿数量，2024年日本新生人口实际只有68.6万人，不仅在历史上首次跌破70万人大关，且该数值的出现比日本官方的预测提前了15年。值得警惕的是，今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33.9万人，同比减少3.1%，连续4年低于40万，且为196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照这种趋势，2025年日本全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再创新低。

　　与新生人口数量持续递减相伴随，日本国内死亡人口则是年年创出新高，其中2024年死亡人口达162万，同比上涨1.9%，并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以死亡人口减去出生人口得出的“人口自然减量”达89.9万，亦为历年最高。同样，2025年前8月，日本死亡人数达108万人，人口自然减少62万人，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基于日本总人口自2010年开始逐年减少的趋势，联合国预测，按照当前人口增减速率，日本人口将由目前的约1.23亿降至2100年的7685万。

　　低生育率与少子化对日本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的拖累。由于年轻人口的减少，不仅消费市场持续萎缩，而且劳动力供给长期疲软，许多行业遭遇人手不足的严重困扰，并危及企业的生存，其中2024年有创纪录的342家日本公司因劳动力短缺而破产，且根据日本人力资源研究所的估计，到2040年，日本将面临1100万的劳动力缺口。不仅如此，日本还是全球人口老年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目前达到29%，2070年该比例将上升至40%，且老年化现象不断加重的人口结构必然加剧人才逆差程度，在难以找到可以匹配生产要素优质员工的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倍显不足。此外，受制于人口老龄化，企业只能被动做出更多关注老年人群体需求的调整策略，而这种逆向选择也必然令市场开发活力与产品增值广度受到重大抑制。

　　从公共层面看，受到少子化与老年化双头并进趋势的影响，除了看到学校关闭、社区活力下降、孤独死增加等劣变现象外，最为严重的是政府养老金支持体系已经发出了捉襟见肘的危险信号。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减少了约3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了近40%，其中2025财年公共财政就为社会保障拨款了37.7万亿日元，比过去十年增加近20%，同时日本财务省预估，到2040年，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占GDP的24%。在经济增长并不能为养老保障支出提供充分支持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走上了债务扩张的不归之路，由此背负了发达国家中最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5年日本公共债务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2.7%。

复杂多维的变量因素

　　除少数国家外，新生儿出生率降低似乎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全球化现象，即便是像瑞典、芬兰等曾被日本视为应对低生育率典范的北欧国家，近几年也出现了生育率“二次探底”的困境。不同国家新生人口边际增长走低的集体成像背后，既有共同性背景，也有个性化驱动与诱导因素，只是对于日本而言，这些共有或者特殊原因更为密集和突出，包括经济压力、社会结构、性别不平等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混合交织，构成了日本出生率不断创出新低的力量助推与发酵系统。

　　首先，经济负担是抑制日本总和生育率的最主要因素。近两年出现稍微改观之前，日本经济经历了长周期增长停滞以及国民收入改善持续乏力的痛苦煎熬，虽然截至目前日本的失业率处于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但日本年轻一代面临并非十分稳定的就业困境，其中非正规雇佣比例持续攀升，目前占比已超过40%，这些非正式员工收入低、保障差、职业发展前景狭窄，在自身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结婚生育的欲望与冲动便会自动压抑与屏蔽。不仅如此，房价高企尤其是大城市圈居住成本昂贵，显著抬高了组建家庭的经济门槛，而与此同时养育儿成本扶摇直上，倒逼许多年轻人主动或被动放弃结婚生育。按照日本内阁府的调查结论，日本家庭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平均费用超过2000万日元。

　　其次，企业工作文化演变成了日本家庭生育率的无形重压之力。在日本，员工长时间工作已成常态，全球闻名的“过劳”问题同样相当严重，虽然政府推行了“工作方式改革”，但现实中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的逐渐瓦解并未带来工作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反而增加了就业不安全感。与此同时，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养家”模式，使得男性员工被迫将大量时间投入工作，无暇参与家庭生活和育儿。对于女性而言，平衡好职场员工与母亲身份的难度更大，企业中管理职位的女性比例偏低，普通员工生育后重返职场面临诸多不利，“妈妈轨道”现象（女性生育后职业发展受阻）十分普遍。这种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的困境，使许多职业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生育之间作出艰难选择，而往往牺牲的是后者。

　　再次，性别不平等以及由此引起的女性角色主动性转换是导致日本生育困境的关键维度。至今日本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根深蒂固。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的时间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这种不平等的家庭责任分配，导致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负担，形成了所谓的“第二次班”（职业女性下班后还需承担全部家务和育儿责任），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不愿进入这种不平等婚姻关系，选择保持单身，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目前高达35.6%，35—39岁女性未婚率接近26%。与此同时，伴随着女性的觉醒以及学习时间的延长，年轻人的生育率也在加速下降。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初次生育平均年龄升至31岁，比2005年增加了2岁，同时高龄生育的女性数量也在增加，40岁出头女性的生育数量在2024年超过了20岁出头的女性生育人数。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是拉低日本生育率的深层变量。日本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结婚生子视为人生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是社会宽容度的大幅提高，单身、丁克等生活方式有了肥沃的生存与壮大土壤。日本政府调查显示，18—34岁未婚者中，约有30%的男性和26%的女性表示“不打算结婚”。这种“婚恋远离”现象反映出年轻人对传统家庭模式的疏离，以及对个人自由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与此同时，互联网和虚拟娱乐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情感替代品，减少了现实中建立亲密关系的动力。必须明确的是，婚育价值观转变具有深层性、文化性特征，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可能更久远与更广泛。

　　最后，地区间不平衡加剧了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复杂性。东京等大都市圈依然吸引大量年轻人口流入，虽然这些地区生育率更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绝对新生儿数量仍相对较多。而地方农村和小城市则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危机——年轻人口外流，老龄化程度极高，社区功能难以维持。这种人口分布不均导致政策应对需要更具地域针对性，单一国家层面政策难以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地方现实。

政策扩容与升级

　　从30年前推出《天使计划》，到后来发布《新天使计划》与《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再到20年前颁布《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10年前推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的法律制度不断强化与完善，同时政策层面激励新生人口出生率的举措也在持续扩充与升级，从最初的育儿津贴和延长产假，到后来的托幼儿设施建设与工作方式改革，以及发展到今天的社会环境整备，日本政府俨然推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育儿支援革命”，并集成出了多维度、系统化、战略性的顶层设计。

　　一是经济政策支援体系。对于所有生育女性，提供一次性50万日元的分娩补助金，且如果实际分娩费用超过补助金额，超出部分由健康保险覆盖，之后便向养育儿童的家庭每月支付津贴，直至孩子达到一定年龄。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在3岁之前，每月可领取1.5万日元，而在3岁至18岁期间，每月补助降至1万日元，从第三个孩子开始，每月的补助将增加至3万日元，18岁高中毕业前可获得相当于人民币30万元的补助。另外，对于0至2岁幼儿，政府会免除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费用，3至5岁儿童可享受保育园、幼儿园的免费优待，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可优先入住公营住宅，并获得住房补贴或优惠贷款利率，且公共财政还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大学、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减免和奖学金补助。

　　二是育儿服务政策支援体系。首先，基于落实“待机儿童”（申请了托儿所但因名额已满无法入园的儿童）解消计划，中央政府持续投入巨资加速保育设施扩容，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新扩建认可保育园、认定儿童园和小规模保育设施，并通过财政补贴措施大力鼓励企业在办公楼内或附近设立内部托儿所；其次，完善多元化托育服务，包括延长保育时间、设立生病儿童专门设施以及创设短时间、临时性托管服务等；再次，为打破保育士人手短缺瓶颈和吸引更多保育人才，政府专为保育士发放每月最高4万日元的额外津贴；最后，策应“儿童未来发展计划”，中央财政从2025财年起设立“儿童预算”专项，并将相关支出翻倍，同时中央政府设立“儿童家庭厅”，旨在打破省厅壁垒，强力统筹所有儿童相关政策。

　　三是工作方式改革支援体系。为平衡员工工作与家庭育儿的关系，日本政府首先设立了育儿休假制度，法定育儿期父母均可申请停职休假，假期可至孩子满1岁，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岁，休假期间的最初半年可获得休假前工资的67%，之后为50%，由雇佣保险支付，并且法律明确禁止企业因员工申请育休而发生解雇或歧视行为。另一方面，为鼓励更多男性通过休假承担育儿责任，《育儿护理休假法》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允许男性员工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申请最多4周的休假（可分两次），同时对于员工休假率高的企业，政府提供财政奖励。不仅如此，《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规定了加班时间上限，并鼓励企业引入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短时工作制等，方便员工根据育儿需要调整工作安排。

　　四是婚姻与生育支援体系。针对“晚婚化”“非婚化”成为了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政策开始向前端延伸与发力，一方面支持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设立各种形式的“婚活中心”或民间援婚组织，借此广泛发动单身男女开展联谊活动，并对相亲活动与组织机构提供财政补贴，甚至直接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补贴或现金礼金；另一方面，增强生育医疗支援的包容性，将不孕不育治疗完全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大幅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彻底改写先前高昂治疗费用全部由患者自付的局面。

　　五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援体系。在医疗政策方面，东京地区为18岁之前的未成年人实施全免费治疗服务，大多数地区也对0至15岁儿童的医药费提供全额补贴；在教育服务方面，东京都与大阪府自2024年起逐步推行高中学费“完全免费化”政策，预计至2026年将全面落实，且此项政策不仅涵盖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亦包含其中，同时大阪计划在2026年逐步实现公立大学的全免学费政策；工作文化方面，东京都自2025年4月开始为16万多名职员实施每周“做四休三”工作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还可以选择将每天工作日程缩短两个小时，且此举不会导致减薪。

　　六是外国人才引进政策支援体系。一方面，日本政府推出了“特定技能”签证制度，允许外国人在日本从事一些常规工作，并正在增加外国工人签证数量，计划从2024年起的五年时间内将特定技能外国工人签证上限提高至80万人，较上个五年规划期增逾一倍，且日本政府开放了公路运输、铁路、林业和木材等16个引进外国劳动力的行业；另一方面，日本计划未来五年内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从16万人增加到30万人，政府为此设立了“日本之家”，为外国人提供住宿和生活支持。数据显示，去年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较2012年多了140万，占总人口之比从1.6%增至2.8%。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日本的结婚登记数同比增加2.2%达到近50万，两年来首次上涨。虽然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创出了历史最低，但最近10年的生育率曲线一直运行在1.2到1.5的区间，显示日本并没有掉进生育率低于1.0的 “超低生育陷阱”，表明日本政府组建的全球范围内最全面、最系统的生育鼓励政策体系的确发生了功效，但接下来能否维持生育率的平稳状态，甚至扭转生育率继续衰弱的趋势，恐会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