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进入倒计时，计划于当地时间11月21日闭幕。

　　而2026年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博弈已久的COP31主办权尘埃落定。当地时间11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基于一项在巴西谈成的折衷方案，土耳其将主办明年的COP31大会，而澳大利亚将主导政府间会议的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的博弈从COP30中也可窥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COP30会场里中国展台处于“C位”，一进会场看到的就是中国角，而土耳其与澳大利亚的展台布局极具戏剧性，紧邻中国角的斜对面、共用一面墙，如同“擂台”般竞争。

　　马军对记者介绍，土耳其与澳大利亚两国自2022年以来便争夺COP31的主办权，按照规定，两国若不能达成妥协，将默认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总部所在的德国波恩获主办权。

　　“在会场，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士透露曾多次劝说土耳其放弃争夺COP31主办权，但土耳其的态度坚决。澳大利亚担心，如果大会不得不回到波恩主办，未来一年将没有一位强有力的COP31主席负责推动协商，也可能缺乏明确规划方向，这对多边主义来说是种打击。”马军对记者表示。

　　回溯往届COP大会，“东道国+支持国”的模式并非首次出现。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滕飞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斐济曾作为东道国，但因国家规模小、接待能力不足，会议最终在德国波恩举行；2019年智利作为东道国，受国内情况影响，COP25改由西班牙提供支持并承办。“这次不同于以往的突发情况，而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都希望主办，最终通过分工折衷解决，这种角色划分对谈判进展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马军同时提到，两国正式合办仍面临后勤保障、活动安排、议题协调等挑战，尤其是澳大利亚计划举办的“前会”（Pre-COP）与主会场相隔较远，可能会增加参会者的行程负担。

　　中创碳投董事长唐人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种共同举办模式也将带来多方面挑战。首先是协调成本的问题。两个主席国之间需要在议程设置、谈判策略、媒体沟通等方面进行密切协调，这无疑增加了外交工作的复杂性。如果出现分歧，可能会影响谈判的连贯性和效率。

　　其次是责任分担的模糊性。虽然协议明确了分工，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问题都是相互交织的。比如，如果谈判陷入僵局，责任应该由哪一方承担？如果出现后勤问题，是否会影响到政治谈判的进程？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

　　第三是代表性问题。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可能会质疑这种安排是否真正代表了集体意愿。

　　双方核心诉求的差异成为COP31议题多元的关键。马军表示，担任COP31协商主席，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负责管理谈判进程、委任协调人、起草协商文本，并在大会上推出“封面决定”（Cover Decision）文件，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大会上通过的高层级政治协议，用于总结大会成果，并指引后续行动方向。

　　马军介绍，澳大利亚的核心诉求是凸显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权益。太平洋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大会为其争取更多关注与权益，计划在COP30前举办“前会”吸引全球聚焦该议题；同时，作为资源能源输出大国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也希望借此彰显其在大洋洲的领导力，拉近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传递自身在绿色转型方面的想法。

　　“土耳其作为地跨欧亚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且碳排放呈上升趋势，其诉求是凸显自身东西方桥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纽带的定位，彰显多元、包容、多边参与的特点。”马军介绍道，同时，土耳其面临能源转型、气候融资等现实问题，希望通过大会提出相关议题，既助力自身发展，也代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发声，争取更多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议题设置。

　　滕飞也对记者分析道，土耳其的情况较为特殊：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创始国，它在1992年UNFCCC公约谈判中被自动列入附件一（发达国家），需承担量化减排与资金义务，但土耳其认为自身发展水平与其他OECD国家差距较大，这种分类不公平，长期希望退出附件一，却因修改公约附件在法律层面难度极大而未能实现。

　　“目前土耳其在减排目标与资金诉求上按发展中国家地位为自己争取空间，而它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公正转型。” 滕飞对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则关注范围更广，包括适应、减缓、国家自主贡献、公正转型、气候资金等，“太平洋岛国对澳大利亚申办的支持，也与澳大利亚关注气候资金问题密切相关”。

　　滕飞强调，两国的角色分工与议题侧重，本质是基于自身定位与需求的选择。土耳其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地带，聚焦公正转型符合其发展诉求；澳大利亚的广泛的议题覆盖既契合自身利益，也能兼顾太平洋岛国等合作伙伴的关切，而这种“主办+后勤”的折衷模式，既解决了主办权争夺的僵局，也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相关实践传统。

　　“土耳其特别强调气候正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淘汰煤炭问题上，土耳其虽然承认需要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但强调这一过程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安全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唐人虎表示，土耳其对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目标的落实情况高度关注。

　　唐人虎进一步表示，“土耳其在竞标COP31时明确表示，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气候融资体系。”作为一个同时面临气候变化影响和发展压力的国家，土耳其希望确保气候资金机制能够真正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同时，土耳其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能源技术，帮助后者实现低碳转型。

　　此外，土耳其地处欧亚能源走廊，对能源安全有特殊的地缘政治考量。土耳其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区域能源合作框架，同时确保能源转型不会损害其作为区域能源枢纽的地位。

　　“澳大利亚的竞标方案强调要重点讨论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国家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淡水资源减少等具体问题。”唐人虎表示，澳大利亚也拥有世界上最长的珊瑚礁系统——大堡礁，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有深刻认识。因此，澳大利亚希望在COP31上推动更多关于海洋保护、蓝色经济和沿海适应措施的讨论，并通过COP31展示其在太阳能、风能、绿氢等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成就，并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