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芒市边民的摆》一书，看到这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村寨富裕的生活，颇为意外。在我想象中，边疆区域生产力落后，应该比内地贫穷才是，但他们聚集起来的财富显然超出预期。

　　作者田汝康对芒市边民的调研分两次进行。首次调研为1940年10月到1941年4月，田汝康在芒市那木寨居住并开展了5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这次调研为著作积累了核心素材，他也于1941年9月完成了初稿《摆夷的摆》（“摆夷”是历史上汉族对傣族的旧称）。此后，因初稿部分材料有所欠缺，同时受当地土司邀请，他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5月再次前往芒市，又补充调研了3个多月，进一步完善了研究内容。

　　他作为土司的贵客，在那木寨受到热情欢迎，深切感受到当地淳朴善良的民风。当地没有盗窃、没有乞丐，“夜里睡觉闭门锁户从没有人想到过，因为你去求施舍，别人总是有求必应，而且人家给你的，也许比你偷得的更要多些”。甚至有人觉得若遇到小偷，应当额外再拿些东西给他。边民捡拾牛粪时，不会动插有草杆的牛粪（草杆代表已有他人先发现待拾取）。这足以见得当地物质资源足以满足众人基本需求，不存在物资匮乏的困境，且当地劳动力紧缺，务工也能维持生计。

　　那木寨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人均耕地多。按照书中所载，总产出的大约15%为官租，“一年所收获的粮食足足可以供给三年的食粮”，且当地几乎无灾无难，边民能够轻松积累远超日常需求的粮食与财富。

　　除了耕田之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上由内地人主导。来此做生意的一位内地人，竟然能买得起一辆卡车。寨子里每年要消耗大约5000箩（1箩通常在150—220市斤）谷米用于酿造米酒。一个姓姜的内地人,其父亲在此酿酒30年，赚得那木寨以及附近村寨19公顷土地的耕种权。

　　当地寨民赚得的财富主要用于“做摆”（傣族重要的宗教活动）。文章称“做一次摆的消耗足够维持四十家一年的生活，也就是那木寨六分之一人家的生活，亦或是全寨两个月的生活”。为了积攒财富，当地人农闲时还会到缅甸卖工，这些劳作都是为了积累做摆的资金。

　　这和我记忆中的传统乡村完全不同。中原地区土地平整，耕作条件好，我1985年左右开始有记忆，当时已解决温饱问题，但耕作依然辛苦，需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还没有拖拉机。招待贵客的食物是煎鸡蛋，过年杀猪也是多家分吃。小麦价格高，部分村民以玉米充饥，节省小麦对外出售。村民衣服都为手缝，还能看到补丁。

　　中原地区交通便利，本应更为富裕，但从房屋来看，当时都是用土窑烧砖做成的砖瓦房，这些房屋很快会被平房替代。而砖瓦房之前是土坯房，砖瓦房是包产到户后，村民温饱问题解决、生活稍微宽裕，才立即开始改善的居住条件。

　　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生产力先进，但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容易成为军事争夺地，而且水患严重。定居于此的村民，很容易一茬茬灭亡与流散，居无定所之下，无法安心生产、聚集财物。平原上的村庄，大多是落荒游民新建起来的，这些游民没有族谱，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我在河南的郭亮村旅行时，发现当地民房颇为厚实。尽管该村位于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却比山下平原地区更为富裕。我推测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相对封闭，反而因此躲过荒乱，和平时日更为长久。

　　费孝通1936年调研江苏太湖边一个村庄，写下《江村经济》一书。这个村庄有活络的商品消费，农民生活较为富裕，是当时中国乡村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江浙及江南地区战乱较少，生活稳定，居民在居住和食物上都颇为讲究，也培养出一批批全国知名的读书人，当地很多家族都有族谱，能追溯来历。

　　但《江村经济》中记载了溺婴现象，这是村民为了保证口粮而主动采取的措施。苏浙地区经济发达，但赋税也较重，是国家的税仓，这可能是溺婴现象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或许是人均耕地受限，缺乏开拓空间。

　　相对而言，那木寨简直是人间天堂。人们不愁吃穿，经常举行庆典聚会，因为有佛教信仰，普通人家也能在精神层面获得平等归属感，冲淡了世俗的阶层偏见。人均耕地多、产品有剩余，使得当地人无需为生存争夺。

　　田汝康进行田野调查时，正是日军侵袭中国之时，不少地区生产受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而这片边疆地区未受战乱打扰，依然能安然度日，这也是当地人得以富裕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南古镇的发展轨迹与内地相似，建设主力多为来自内地的开拓者，因此带来了内地的建设特征。云南腾冲的和顺古镇令人印象深刻，各地文化在此交融，既有传统牌坊，也有1928年由旅居缅甸的和顺华侨捐资创办的图书馆，成为边地文化振兴的见证。

　　安定的环境，能滋生出稳定的预期，财富也才能一代代聚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