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既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扩大服务消费比重，也明确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提升服务消费活跃度。同时突出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场景拓展与新技术应用的关键路径，推动服务消费的质量升级。因此，可以预计，未来五年我国服务消费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快车道。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是服务消费占比快速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节点。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2024年上升到1.33万美元，其间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增长，至2024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到1.3万元。从服务消费占GDP的比值看，美国目前为68.5%，英国为59.1%，日本为55.8%，韩国超过60%，而我国约为52%，横向对比，我国的提升空间很大。

　　服务消费扩容首先需足量人口的需求来拉动。在拥有14亿多人口巨大消费存量的基础上，未来1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增加，更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品质的提升。“十五五”是我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将稳步提升。

　　不过，目前约束服务消费的短板也不少。需求方面，区别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需要时间作保证，而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的结果显示，2024年国内居民有酬劳动领域的参与者每日平均时间为6小时23分钟，较2018年增加119分钟，同时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达到49小时，较2019年提高3.3个小时，并显著高出经合组织国家33.4个小时的平均水平。居民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到生产劳动与基本生计之上，对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也就不可避免。

　　相较于需求端，供给侧制约服务消费扩大的瓶颈更显示出多层面与多元化特征。首先是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配，传统生活服务供给相对饱和，但高品质、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短缺；其次是服务质量与标准缺失，抑制消费信心；再次是市场准入壁垒犹存，创新活力受抑；最后是技术与服务融合不深，数字化赋能不足。虽然在线购物、移动支付等领域数字化程度很高，但在许多传统服务领域，技术应用仍停留在浅层，如远程医疗的诊断能力、医患信任度有待提升；智慧养老产品的适老性、实用性不足；文旅项目的沉浸式体验技术应用同质化严重。

　　站在“十五五”新的时代起点，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服务消费的战略意义，并在供求两端协同发力，创造扩大服务消费的庞大增量势能。

　　一方面，要采取切实举措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除了通过促就业达到增收入外，更应突出稳资产与强社保对改善居民收入的能效。在稳资产方面，既要加大政策托举力度扭转城市房价的下行趋势，更要实现从“稳定股市”到“推升股市”的管理理念升级；在强社保方面，可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将财政的消费补贴由商品环节扩围至服务领域。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策创新强度以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养老、托育、体育等服务设施建设；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按市场化原则投资符合条件的服务消费企业，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消费相关领域投资，为此需要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重点加大电信、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开放口径。

　　再者，要系统性加快服务消费标准的研制。一方面，采取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的方式，建立起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服务消费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第三方认证、行业自律等方式，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同时建立服务质量的“红黑榜”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祛除消费者的痛点，针对服务消费维权难、取证难等问题，应建立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而在预付式消费等高风险领域，有必要引入资金存管、风险保证金等制度，对于家政、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关乎民生的重点领域，应建立完善的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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