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美贸易、全球经济体系等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1月13日举办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上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先谈了自己对美国经济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强劲，但存在“高增长与弱就业、硬通胀”的矛盾。另外，经济总量若剔除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量子计算等相关投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约 0.1%。另外，美国股市目前已经陷入“疯狂”。这主要是由数字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热情和投资所驱动。标普500指数超过30%的市值都集中在前七大科技公司中。

　　但他认为，目前数字领域投资热潮催生股市“狂热”，仍属于“理性泡沫”。因为现在人们都相信“投资不足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投资过度所付出的成本”。另外，站在谷歌、微软、Meta或亚马逊的立场，相比过度投资或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在竞争中沦为第三名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所以这些企业都在以极高的速度投资。于是就有了投资浪潮，金融市场也随之跟进。但这不是不理性的投资，之所以认为这是理性的，是因为这些投资决策背后的逻辑是，一旦被淘汰出局，就会付出比现在更高得多的代价。

　　在中美经济关系方面，中美在核心科技领域的差距持续缩小，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基本 “不相上下”；双方在量子计算领域均取得重大突破（如中国研发的模拟芯片，虽距商用较远，但属关键进展），且中国在开源领域的发展速度显著，进一步推动科技竞争力提升。尽管美国在半导体产品领域实施限制，但未完全阻断中国科技创新路径，两国在科技投资上形成 “互不相让” 的竞争态势。决策者均不愿本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落后，因此不会主动为过热的科技投资“降温”。

　　他认为，关税对中美两国经济冲击有限。中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因对美出口占比不高，且若其他国家不效仿美国关税政策，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不会很大。

　　“真正的风险并非关税本身，而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特朗普政府关税税率频繁摇摆，导致企业难以制定长期投资与生产计划。制造业需稳定预期以规划供应链，不确定性会直接抑制投资意愿。”他说。

　　但他同时认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含 WTO、WHO、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通过“去中心化资源配置”与“全球专业化分工”实现生产力套利，让各国普遍受益。但当前该体系面临“专业化逆转” 趋势。比如，私人部门为规避供应链“单点故障” 调整布局，一些国家的政策层面为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关键产业本土化，这种逆转早于特朗普政府，但特朗普政府加剧了体系动荡。

　　关税政策的更大隐患在于可能冲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依托多边规则，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资源高效配置”，让中美、新兴经济体及发达国家均受益。若美国持续推行 “随意加征、朝令夕改” 的关税政策，或引发关税战蔓延（如美国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甚至重现 “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 式的贸易崩溃。

　　但他对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维持仍保持积极态度。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构采取“退出或瘫痪” 策略，打破了美国此前与欧洲、中国等共同维护多边体系的格局。这种行为导致全球治理出现动荡，但并非意味着体系必然崩溃。中国、欧洲及多数新兴经济体仍希望延续现有体系，且全球75%的经济活动仍可通过各国间的双边或者区域合作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具备“部分延续”的基础。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以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部分延续现有的体系。

　　欧洲虽有意愿参与维护全球体系，但因内部缺乏统一决策中心（类似 “联邦制下的弱中央”），需先完成内部协调，导致在关键问题上难以快速果断行动。和中、美两个经济体相比，欧洲在科技与创新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存在数字领域落后、无全球级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欧洲关于人工智能的监管偏向“风险防控”，忽视了对创新的支持，未能释放人才潜力。这些因素都导致欧洲在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治理方面存在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