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机构在成立四年内完成六次增资，市场不免会生出疑问：这一切究竟是战略扩张的有序铺垫，还是现实压力下的无奈“续命”？
2021年成立的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第六次注册资本调整。根据工商变更信息，公司注册资本已从年初的1.6亿美元上调至2亿美元，仅在今年内，便先后完成两次增资——2月由1.6亿美元增至1.82亿美元，此次进一步升至2亿美元。回溯其资本金演变路径，不难发现，这家外资公募四年来的注册资本已从最初的3000万美元增长逾6倍。
与这一路增长相对的，是其缓慢的规模扩张路径。对于一家背靠富达国际、在全球拥有深厚投研资源的头部资管而言，这样的“本地化起步速度”无疑显得略为迟滞。
这也使得此次增资不再只是资本层面的操作，而是引发了市场关于富达中国公司业务承压与发展节奏的更深层次探讨。
规模增长迟滞与业绩承压，资本补血是否对症下药？
富达基金自设立以来便备受行业瞩目，作为全球头部资管机构富达国际全资控股的本地公募平台，发展路径被市场寄予厚望。然而从已披露的经营数据来看，这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似乎未及预期。
截至三季度末，富达基金旗下共有10只基金产品，覆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及公募FOF等多个类别，但整体管理规模仅为35.71亿元。
与此同时，富达产品整体业绩并未形成足够辨识度。据业内人士透露，富达在主动权益、固收及FOF等方向均有布局，但短期内仍难与本土机构的明星策略抗衡。这种情况下，增资所代表的资本优势，在缺乏业绩支撑的情形下，难以转化为实际竞争力。
有外资公募人士指出：“对于外资背景的公募来说，起点并不低，但从0到1过程中的‘本地化转化率’其实非常关键。如果团队构建、产品投放、渠道开拓没有跑通，增资也只是暂缓压力而已。”
一位公募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当前市场环境下的中小公募普遍面临产品发行难、存量规模增长慢、盈利遥遥无期等问题，“这也导致资金也不得不多次投入，维持短期的活性，争取长线转机。”
尤其是在业务结构尚未完全成型、业绩贡献仍有限的情况下，持续“补血”所对应的，并不一定是扩张红利，也可能是维持运转、稳住阵脚的策略性选择。
高管更替频繁，增资或是战略调整
在增资路径高频推进的同时，富达基金的管理层也出现了多轮变动，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内部策略调整迹象。
具体来看，2021年公司成立时由Rajeev Mittal担任董事长一职，2024年10月，黄小薏接任董事长，并代任总经理一职，直至今年5月，孙晨出任富达基金总经理；今年7月，黄小薏卸任董事长，由李少杰接棒，成立4年，高管团队已大换血。
在业内看来，管理层变动在初创阶段虽属常见，但也往往反映出战略落地与执行过程中的实际难题。尤其是当全球打法需要与本地监管、客户结构、市场节奏做深度融合时，原有经验路径往往面临水土不服的挑战。
“本土化不是简单复制，更是重构一整套适应性机制。”一位长期关注外资公募发展的分析人士指出，“富达的产品线相对完整，但品牌影响力尚未建立，团队本土经验也还有空间，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持续烧钱、持续投入，以维系其战略窗口期。”
在这种情况下，多轮增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战略性容忍亏损的延长赛，尤其是对于初成立公募基金而言，资本金扩充往往意味着为尚未跑通的模型续命。
中小基金集体补血，亟待生存破局
富达基金的多轮增资，并非孤例。根据公开资料，2025年以来已有包括红土创新、国新国证、恒越基金、弘毅远方、摩根士丹利中国基金、联博基金等多家中小基金公司先后实施增资，金额从2500万元至数亿元不等。年内增资为外资控股公募与规模较小的机构为主力。这些公司普遍存在成立年限不久、管理规模仍小、产品线尚在搭建中的共性。
以与富达同为新设外资独资公募——联博基金为例，今年将注册资本从3亿元提升至5亿元；摩根士丹利中国基金则在今年上半年将资本金提升至9.5亿元。其他中小型公募增资动作频频，如今年3月，国新国证基金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至4.1亿元；恒越基金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至2.3亿元。4月，先锋基金注册资本增至2.05亿元，到了8月又增至2.3亿元。
不难看出，在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的当下，中小公募通过增资进行“资本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策略。表面看是加速发展，实则也是对抗生存压力的应对方式。
然而，资本的注入并不必然带来竞争力的跃升。从当前情况看，部分机构即便完成增资，也仍面临产品缺乏竞争力、投研团队不稳、销售渠道渗透不足等问题，资金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市场优势。
“从资本视角看，这些机构都在续命，但能否最终回血，仍要看产品力和组织能力。”有资深市场人士认为，资本金的增加，只是时间换空间的方式，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能否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差异化突围。
对于富达基金而言，如何在多轮增资之后，构建出适应本土市场的完整业务闭环，如何稳定管理团队、确立业务特色并形成可持续增长路径，将成为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