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的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当前，ESG理念已从引入阶段逐渐走向实践落地，这个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安永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鉴证服务主管合伙人刘国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ESG披露是落实“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能促使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提升”。从市场端看，A股247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独立的ESG相关报告（含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披露率达45.67%，其中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披露率已达99.6%，且六成企业将ESG纳入高管考核，形成可复制的管理范式。

　　《中国经营报》：2025年国内外监管标准密集出台，证监会已基本建成“交易所指引+编制指南”的信披制度体系，你认为这一制度框架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对企业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刘国华：本次制度框架的核心突破点在于“强制性与精细化并重”。一方面，证监会与交易所通过“交易所指引+编制指南”双层结构，明确了上证180、科创50等400余家重点企业需在2026年4月前完成ESG强制披露，且要求覆盖范围1、2、3温室气体排放和碳资产交易等关键数据，将ESG纳入常态化监管轨道。

　　另一方面，编制指南对总体要求和披露框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如何编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基本解决了以往企业“无标可依”的痛点。对企业而言，这一框架将ESG从“软约束”转化为“硬要求”，不仅可以促使企业建立跨部门数据采集体系，提升碳核算能力，也能通过披露标准与融资成本、碳市场履约挂钩，促使企业将ESG融入战略决策。

　　《中国经营报》：在全球ESG领域出现部分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国际规则衔接与中国国情的平衡？

　　刘国华：中国实现平衡的核心路径是“框架趋同+议题差异化”的双轨模式。

　　在体系架构上，采用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可持续披露准则（ISSB）一致的“治理—战略—风险—指标”四要素框架，确保国际资本可理解性；同时通过“软性融入”策略推动互认，如支持龙头企业在报告中同步列示国际对标索引，鼓励行业组织参与ISO等国际标准制定，将中国碳账户、污染治理经验转化为国际可借鉴的方案。

　　同时，嵌入中国特色，比如在社会议题中增设“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履责”指标，治理维度保留“党建引领”，通过这些反映本土化价值导向。

　　《中国经营报》：2026年ESG强制披露将正式落地，预计将覆盖400余家重点企业，你认为这些企业当前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政策层面应该如何做好衔接保障？

　　刘国华：这些重点企业（多为指数样本及跨境上市公司）面临的核心压力是“数据治理与管理体系的双重滞后”，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治理短板；二是管理能力欠缺；三是合规成本增加。

　　基于上述情况，政策层面需构建“缓冲+赋能”的衔接体系。一方面要设置差异化过渡期，可参考国外实践经验。比如，欧盟允许企业分阶段覆盖范围三数据等复杂指标；另一方面要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的行业排放因子数据库等工具或平台，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同时还要建立激励机制，对披露质量达标企业给予绿色信贷、监管评级加分等政策优惠。

　　《中国经营报》：2025年上市公司ESG披露率首次突破半数，达52%，但部分企业也出现了“重披露、轻管理”的现象，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未来应该如何改进？

　　刘国华：“重披露、轻管理”是制度推进初期的阶段性现象，其本质是“合规压力”与“能力动力”不匹配的产物。总体看，其危害具有传导性：对企业而言，数据虚假、选择性披露（如回避环境违规、隐瞒核心排放源治理短板）会引发负面舆情、“漂绿”等指控，损害品牌信誉；对市场而言，失真信息导致投资者误判，引发资源错配，削弱ESG体系的资源引导功能；对行业而言，劣币驱逐良币，挫伤合规企业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监管约束+市场激励+可行度支撑”的三维体系；强化监管穿透性，将披露质量与企业再融资、监管评级挂钩，对“言行不一”企业实施问询追责；激活市场监管机制，引导投资者关注“披露—绩效”匹配度，推动ESG评级从“看报告”转向“看实绩”；强化第三方鉴证：强制要求ESG报告经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鉴证，明确鉴证机构门槛和要求，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