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低并不等于消费不足，二者是两个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
11月6日举行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上，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率低，到底是一个短期问题还是一个中期、长期问题，很多人不太清楚。但如果没有认识清楚，就很难进行政策设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
所谓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支出/支出法GDP。刘元春援引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更低于美国（68%）、英国（64%）等国家。
居民消费率要“明显提高”，意味着要达到多少？刘元春认为，消费率、投资率的转变需要依据净出口率的变化，宏观动态平衡依然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可信性依据。
居民消费率为何低？
当前，中国的消费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4.3%，而一般发达国家为80%左右。
不过，刘元春强调，还要看到中国消费中的几个典型事实。
一是消费率低并不等于消费不足。他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并不很低，2000年-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年平均为8.24%，而美国为2.36%，欧元区为1.09%，消费为发展注入了很好的驱动力。
数据显示，2024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
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而居民消费占比较低。
三是中国的实物消费不少，但服务型消费占比低，目前只有约25%，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
这几个典型事实之外，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表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现象。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但更重要的因素，刘元春说，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的居民部门占比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同时，政府在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充分、不均衡，也导致消费抑制现象。刘元春说，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
此外，居民的住房投资也进一步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也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
因此，刘元春表示，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是在于政府功能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关注当下的消费不足
不过，刘元春也提醒，当前我国消费也存在短期问题，比如消费不足的问题有所加剧；工资分配、收入分配低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房地产资产缩水等带来居民资产负债表变化。
刘元春表示，各种环境冲击下，我国消费增速逐步回落，消费增速低于GDP增速，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填补这一缺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0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5877亿元，同比增长4.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75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7%。
也因此，刘元春表示，我国提振消费需要组合式扩消费的政策，并进一步提出了7大具体建议。
首先要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要测算清楚消费缺口到底是什么，偏离了趋势值有多少。
根据他的测算，2020-2024年我国平均消费缺口每年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需要短期补足的消费达到实际消费的6%，规模接近2.9万亿元，累计达到13万亿元左右。
此外，刘元春还建议，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极其重要，社会安全网是核心；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需要重点推出；消费政策难以与发达国家政策亦步亦趋。
当前，我国消费政策已经全面启动，刘元春认为，由于消费缺口较大，短期刺激还可以加码。同时，中长期的不足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