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近20年后，中国仅有24个城市、大概16%人口覆盖在100%的无烟立法保护之下。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日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近几年，中国全面无烟立法政策进展趋缓。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控烟的社会观念改变快于立法进程，这是值得欣喜也应该反思的一面。

　　之所以地方在推进无烟立法时长期持审慎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如“无烟立法能否达成社会共识”“立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能否超过实施立法本身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否应该等待全国性的立法落地再推行”等关键问题，存在多方利益博弈且缺少实证性数据。

　　北京是国内首批出台全面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标准的地方性控烟法规的城市之一。在近日举办的2025无烟城市建设北京国际论坛期间，北京发布的最新控烟证据显示，对于地方而言，全面无烟立法的好处见诸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首先，无烟立法可以有效减少吸烟行为。对于减少吸烟归因疾病负担，立法效益立竿见影。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说，今年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十周年，相关健康指标和健康效应成效显著。2025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19.2%，较2015年《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时累计下降4.2个百分点。各类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前相比均有改善，酒吧等娱乐场所和餐馆下降幅度最大。成人戒烟率增长近一倍。

　　与此同时，刘晓峰表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10年进一步增强了人群健康保护效应，共避免了近50万人因急性心肌梗死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儿童哮喘的住院风险。

　　其次，考虑到吸引人群减量节省的医疗费用以及居民健康改善对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无烟立法也带来正向经济收益。

　　在本次论坛上，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公布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后经济影响的研究数据。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介绍说，根据该研究，2015年至2025年期间，《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为北京带来的综合经济收益达1257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北京GDP总量的0.23%。进一步按年度分解计算，以2024年为例，条例的实施在当年带来的总经济收益约为116.08亿元人民币，约占北京市2024年GDP的0.22%。

　　由于该研究未纳入二手烟暴露减少、吸烟相关火灾损失下降等潜在收益，郑榕分析认为，北京无烟立法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可能高于前述保守测算，这一可观的综合经济效益数据为全国控烟立法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医保基金支出压力也有所减轻。“以2024年北京市吸烟者数量推算，全年医疗支出节约总额达26.4亿元，占当年北京医疗保健支出总额的2.5%。”郑榕表示，这一结果说明，即便在未完全戒烟的群体中，吸烟量的下降也能显著降低医疗费用支出，从而形成可观的经济节约。

　　从执法的维度，近年来，这些已经实施无烟立法的城市，大都呈现出执法趋严、市民控烟支持率和控烟执法参与度逐渐提高的共同趋势。但第一财经了解到，如多部门相互推诿，企业商户主动配合监管意愿不强等问题，也始终存在，加上人口跨区域流动频繁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现实背景，控烟执法仍有多重阻力待克服。

　　北京朝阳卫生健康监督所副所长朱学军表示，北京无烟立法实施后，近年来当地市民通过各种投诉举报渠道，广泛参与到对写字楼、餐饮单位、居民楼、地下车库等公共场所控烟的监管中，基层执法压力有所加大。此外，从全国范围来看，颁布控烟条例的城市仍是少数。在北京、上海等跨区域经贸、旅游等活动比较频繁的大城市，外来人口对于地方性控烟条例的知晓度可能不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法工作的复杂性，需要刚柔并济推进执法，发挥社会共治作用和志愿者团队力量。

　　为推动建立控烟执法的长效机制，北京已对控烟投诉案件建立了卫生监管、市场监管、公安、物业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并自今年4月起，将控烟领域的6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检查职权收归卫生健康委行使。

　　而在另一实施无烟立法的一线城市上海，据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陈德介绍，《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是大陆地区首个省级控烟专项人大立法，历经15年2次修订，并不断完善和加强监管执法。目前已实现室内全面禁烟，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并探索开展室外二手烟管控。

　　“自2017年室内全面禁烟后，上海市年均控烟执法处罚金额近220万元，至2024年底累计逾1700万元，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从控烟立法前的37.5%下降至13.0%，市民对室内全面禁烟的支持率达98.3%。”陈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