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持续进行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推动业务创新、服务质效提升同时，也使得风险形态、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10月28日，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多位与会嘉宾认为，在数字时代浪潮下，金融监管部门应持续提升自身的数智化水平，健全与数字技术发展相适配的监管机制和治理体系，有效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

　　“数字化时代，风险防控已进入精准化、程序化的新阶段，海量数据分析技术降低了风险预测难度，金融机构通过构建数据模型能够对潜在风险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提前操作、及时干预、有效化解。但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也催生了各类新兴风险，值得各行各业高度关注。”摩根大通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官、亚太区首席财务官何耀东举例指出，人工智能在信贷审批等领域广泛应用，虽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但也可能带来算法偏见、模型黑箱等新问题。

　　何耀东认为，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构建全流程、多层次、智能化的风控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搭建实时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系统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精准评估，确保在创新业务同时有效防范各类潜在风险，实现业务增长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数字技术也将带来金融风险传导路径以及风险传染速度的显著变化。过去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通常为“金融机构产品—市场—非金融机构—宏观经济”，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金融风险突然向平台乃至整个生态传染也成为了可能。

　　“数字技术使信息传播与资金流动速度加快，相关信息可能快速扩散，资金也可能短时间内转移，导致风险快速蔓延。银行与云服务商、数据服务商、金融科技公司等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跨界融合不断加深，第三方合作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也显著增强。”中国农业银行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部总经理赵廷军指出。

　　对于数字技术带来金融稳定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谢丹进一步解释称，同质化算法和模型的大量运用，可能带来“羊群效应”，在高频交易、自动化做市、算法定价场景中增加市场共振概率，增加顺周期风险。数字技术可能加快金融风险的传导速度，这对应对风险的及时性构成考验。

　　谢丹强调，在数字化时代金融风险防控和协同治理方面，系统推进金融法治建设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家围绕数字化技术应用，已制定多方面法律法规、行业指引和技术标准。针对金融稳定风险，加快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发挥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职能，推动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建设，健全风险防范预警处置体系，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谢丹提出，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完善跨行业协同，推动金融数据、算法、算力等基础要素完善，强化数字技术标准构建和评估机制，发挥自律组织作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监管部门要转变理念，通过创新友好型监管，管住风险同时，为金融创新留下充足空间。李扬认为，金融风险是中性的，最终是要通过监管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国民经济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