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

　　全会还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围绕上述目标，全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战略任务。

　　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自立自强、大力提振消费、加大改善民生力度等战略任务之间，存在哪些内在关联，如何协同推进？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郑永年认为，“十五五”时期要提振消费、提高消费率，并不能简单依靠发钱，关键还是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来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在他看来，一切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落脚点都在民生，在于能否更好地“投资于人”，这也是讨论“十五五”发展的重要视角。

　　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提高消费水平

　　《21世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怎么理解这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有哪些关键工作要做？

　　郑永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我认为值得仔细研究。一方面，这事关发展的信心。“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走得很不容易。过去五年，我们遭遇了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同时还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以前人们总觉得科技只要“国际市场上有，我们就可以采购”，但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要求我们改变认知，特别是促使我国对发展科技的需求从前期“量的投入”转向更加注重“质的突破”。在外部发展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科技投入和研发。

　　“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科技领域实现了很多突破，这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信心，也为“十五五”打下了良好基础。所以，“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样的发展目标，在当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这个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十四五”规划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在“十五五”时期，这个概念被提出并被赋予战略性意义，它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前距离完成“第一步”还有十年时间，所以接下来“十五五”这五年至关重要，需要在科技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需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个目标表明我们对发展形势的认知在发生变化，同时我国科创的能力确实也已经显现。

　　《21世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什么强调制造业要保持“合理比重”？

　　郑永年：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国政策的顶层设计现在正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次公报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被放在最前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怎么做的总体构架，其中突出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先进制造业，尤为重要。

　　这些年，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强调发展高端制造业。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创新，最终还是要反映到制造业之中，这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根基。

　　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根据世界银行对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义，人均GDP要达到约3万美元。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大，要从目前人均GDP超过1.34万美元，实现10年后人均GDP增长到3万美元左右的目标，还需要下大力气来攻坚。

　　那具体怎么做呢？发展制造业就是这关键的“一步”。制造业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中的比较优势”，我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涵盖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领域。其中高精尖科技，我国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甚至部分领域已经能够领跑。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绝对不能动摇的战略领域，应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目前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消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消费率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消费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中国人均GDP目前超过了1.34万美元，而一些消费率更高的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达到4万-5万美元。从这个逻辑来看，要提振消费、提高消费率，并不是简单依靠发钱就可以，还是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通过继续创造财富来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

　　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

　　《21世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你如何理解？

　　郑永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六个坚持”中，第一个是党的领导，第二个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其中，“人民至上”是目标，“党的领导”是保障，其他都是方法论和路径。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软基建”，这是因为我国的公路、桥梁、高铁等硬基建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从以前大力“投资于物”，到现在更多地“投资于人”，我们正在经历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投资于人”更多地强调人力投资，而且一定要跟高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关联起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的竞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并且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培养人才、投资人才。

　　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落脚点在民生，在于能否更好地“投资于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都十分领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民生问题——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萎缩，经济体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体民众，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各种社会问题频发。这是我们从发达经济体上可以看到的教训。因此我认为，当前我国对民生问题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人”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也是我认为讨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

　　《21世纪》：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既要重视中国经济也要重视中国人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如何同时做好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

　　郑永年：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进来”。中国经济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经济，而中国人遍布全世界，中国人在全世界开展经济活动就构成了“中国人经济”。这也是对外开放的一部分，这个提法包含着哲学的思辨，对于当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都必然会出现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那么企业全球化具体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经济”，是中国人到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做生意，而这些“中国人经济”与当地经济又互相强化、互相促进。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十五五”时期不只要做好中国经济，还要通过中国人经济来拓展中国经济的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