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家保险公司殚精竭虑地发出警告，甚至将“代理退保”的危害拍成短剧的今天，代理退保这条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链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浇灌下愈发活跃。他们披着“维权”“法律咨询”的外衣，以“正义使者”自居，为焦虑的投保人递上一颗看似能“全额退保及时止损”的后悔药，专治消费者的不甘。
然而，这颗药丸的毒性远超想象：它不仅让消费者面临“险财两空”的窘境，更折射出保险行业粗放发展遗留的历史顽疾，考问着多方共治下的监管难题。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代理退保黑产已悄然演化出三个发展周期，在流量红利下高度产业化运作。
为何这剂“毒丸”，总能找到它的“买家”？
演变的三阶段
所谓代理退保，并非新生事物。在金融监管总局官网，能查到较早的警示文件可追溯至2019年。
此后几年，这场灰色生意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记者从一位研究代理退保黑灰产专家处了解到，第一阶段在2020年。其诱因不仅是经济压力，更关键的是短视频平台带来的流量红利，打破了保险信息的壁垒，也让退保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当时投诉渠道畅通，保险公司处理效率高，退保黑产主要通过信息差获利。
第二个阶段始于保险公司发现退保赔付激增，传统投诉渠道逐渐失效。黑产收益缩水，转而走向欺诈性收费——前期收费却无法兑现承诺，导致大量服务纠纷。
第三个阶段则爆发于2024年。据观察，自2023年下半年起，以武汉为例，日均新增数十家法律服务机构涉足退保，模式与个人债务重组等业务如出一辙。其核心只关注流量变现效率，而非服务本身。
退保行业之所以能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因为它为有需求的客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搭建了信息对接的桥梁。据了解，一个退保机构中，规模较大的团队约五六十人，这些成员几乎均为“销售员”，即对接客户代理退保需求，引导客户付费。上述专家表示，可以想象，他们每日需对接的客户数量相当可观。此外，基于投流费用成本等考量，大部分机构主要依赖自然流量，即发布代理退保相关视频获取“随机”客户。
“代理退保产业链衍生出的模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业者为了追求收益，不论客户条件是否符合都会接单。”上述专家也表示，退保黑产在互联网中迅速扩散，靠的正是算法推动下的流量红利。互联网提供了每日上千的客户咨询量，这是传统获客方式无法比拟的。因此，只有当无法维持足够的客户量时，这些黑产机构才会退出市场。
粗放的“苦果”
是先有退保的需求，还是先有代理退保？答案无疑是前者。
“交不起后续保费”“觉得有更好的产品打算转投”“保险公司开产说会忽悠，消费者为了拿礼品激情签单”“有的老产品，退保的现金价值可能比理赔金额还高”“主要是人情单没有讲透保单作用”……在一个业内交流群中，当被问及可能的退保原因时，各式回复在十分钟内如潮水般涌来。
这些声音，都指向了销售环节的信息不透明。
记者通过与业内多方人士交流了解到，保险代理人在销售产品时表述错误，一部分是故意的，即保险代理人故意误导；一部分是保险代理人自身不理解。此外，保险公司召开的多种会议，例如产说会也为销售误导埋下了问题的“因”。在产说会上，无论导师在前台宣讲效果如何，台下均一致叫好并鼓掌，随后消费者或代理人开始机械性地购买保险。不仅如此，故意错误表述收益率的情况时有发生。某些代理人自行向投保人承诺收益率，但实际无法达到。甚至有的代理人给投保人写收益率的假承诺函，承诺收益率有多少，并声称：“没达到这个收益率的话我自己给你贴。”
家住北京的保险消费者华蕾（化名）的遭遇，则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华蕾向记者讲述了她噩梦般的经历：“我遭遇了保险合同欺诈，一家头部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现已离职）用虚假宣传和欺骗的手法，诱使我用‘1号’保单贷款购买新保单，经过多次循环贷款，最终衍生出5张保单，让我背负了近500万元的贷款与利息。”
让华蕾细思极恐的细节还有很多。据了解，该业务员于2022年离职，保险公司短信通知称其因“工作调动”离开。华蕾与该业务员确认时，对方谎称换到银行部门，却继续负责她的业务，并再次欺骗她投了5号保单。“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情况，我都在怀疑保险公司是‘帮凶’，因为感觉在给该业务员打掩护。”华蕾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后悔。
对于此类因保单贷款引发的纠纷，广东知险律师事务所律师炳瑞深有感触：“若仅是个别案例，我们通常会持审慎态度。但当大量相似案例涌现，且涉及多家不同保险公司时，当事人集体虚构陈述的可能性极低，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
有二十多年保险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保险行业此前的粗放式发展，遗留了大量问题保单，这正是代理退保滋生的土壤。“由于保险行业粗放发展了一段时间，这是行业的发展背景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一个业务员决定的。”他回忆，最早一批业务员中下岗工人占据一定比例，行业门槛较低，他们接受的培训常以“谁卖了多少保费”为导向，甚至培训本身也存在误导，这导致了大量问题保单的存在。
对于代理退保屡禁不止的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补充表示，一是保险公司唯规模论，导致恶性竞争，一线营销频出“非正常手段”；二是代理人制度使其唯保费为大，容易忽视规章制度；三是保险的射幸性与信息不对称，加之消费者维权难、耗时耗力，给了代理退保机构乘虚而入的空间。
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保险律师李超也分析认为，代理退保长期存在，暴露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保险行业在最初的销售环节确实存在不实宣传、夸大收益、违规返佣等问题，这给了黑产“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有时难以厘清正常业务投诉与退保黑产的界限，而对保险公司投诉率的考核压力，也可能影响保司在处理投诉时的立场，让黑产更易得逞。
险财两空
代理退保这一黑灰产链条，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消费者花费40余万元购买保险，现金价值仅6万元，保险公司曾同意退费9万余元。因不满该金额，他找到代理退保团队，先后支付了5000元非诉讼服务费和5000元诉讼代理费。结果事与愿违，保险公司的退费意愿反而降至3万元，案件诉讼进展缓慢，对接人频繁更换。最终，消费者损失1万元服务费，原本可得的9万多元退费也化为泡影。
炳瑞表示，代理退保更隐蔽的危害在于，消费者在退保黑产帮助下退保后，可能发现用退保金购买的其他理财产品收益远不及原保单；或因年龄、健康状况变化，再也买不回合适的保障，甚至有人在退保重疾险后不幸确诊，却无法获得理赔。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典型案例，有人员以“代理退保”名义敲诈勒索被判刑。金融监管总局表示，近年来，金融“黑灰产”组织、个人为谋求非法利益，假借法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名义，广泛发布“代理高额退保”不实信息，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维权”，胁迫保险公司支付超出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退保金，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此类行为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予以严厉打击。
“部分机构收钱不办事，甚至难以定性为诈骗，只能归为民事纠纷。”有业内人士指出，退保黑产的实际危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大量误导信息诱导消费者，最终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同时，保险公司也承受着相应的损失。
与此同时，行业也需警惕乱象升级。业内人士表示，如今的退保黑产“维权”手法有升级的苗头。从常见的投诉、信访，发展到拉横幅，甚至操纵客户账号，在新媒体上编造“受害者”故事博取同情。“一旦某条视频播放量触发保险公司的舆情监测系统，保险公司为维护声誉，可能进行个案赔付。这会让黑产尝到甜头并大规模复制。”
治“标”也需治“本”
“代理退保黑灰产不做这行不一定是怕风险，而是可能赚不到钱了。”业内人士直言，代理退保黑产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利益，而非惧怕风险。当无利可图时，他们自会退场。
在此背景下，如何减少所谓的“代理”需求，促进消费者通过“阳光下”的渠道解决合理的退保需求，已成为业内共识。
杨泽云认为，这需要公司、消费者与监管三方合力。在公司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客户服务体验，建立更加通畅、高效、便捷的沟通和投诉渠道，方便客户的问题能得到及时、专业的解答，化解客户疑虑和担忧。在面临客户的一些短期经济问题时，可以提供一系列替代方案，如减额缴清等，切实为客户服务。
面对退保黑产，保险公司也应提高“钝感力”。对投诉先辨真假、再处理，避免被情绪性舆情牵着走。一位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领域研究学者强调，一旦保险公司迫于考评压力一味妥协，无疑会为黑产大开方便之门，陷入恶性循环。“保险公司应加强合规经营，严格落实回溯管理。面对退保黑产，要注重证据收集，及时报案，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数据监测和黑名单拦截，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保险尤其是退保涉及法律层面的业务能力，从业者需有相应资质。若能严格限制代理退保黑产在社交平台的流量获取渠道，或提高其“挂钩”律所的成本，将极大压缩其生存空间。上述学者进一步指出，代理退保之所以快速向网络黑产演化，就是因为平台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主动性不强，这与之前约谈“某书”问题不谋而合。“平台确实存在懈怠监管、隐身等情况。”她强调，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平台应尽快强化监管责任，技术上可引入AI审核。技术限制只是托词，黑产乱象治理的关键在于平台观念转变。只有行动起来，相关技术才能不断升级，更加科学合理。
治本之策，同样在于消费者这一源头。炳瑞指出，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能真正清楚所购产品的用途、费用及作用，退保决定会理性得多。消费者应基于保单的当前价值进行客观评估，而非受既往情绪影响冲动退保。“尤其是重疾险等保障型产品，退保后可能因价格上涨或健康变化而无法再次购买。对于储蓄型产品，过往产品的收益率在当下环境中往往更具优势。理性审视，谨慎决策。”
不难发现，“代理退保”的黑产链条，其实是销售误导、信息不对称与网络失序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这粒“后悔药”的毒，既要修复行业信任，也要让真正的维权回归阳光下，让消费者不必投身危险的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