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椰卢陶然北京报道

　　绿色转型已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正处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近日，在国合会召开期间，国合会“能源环境协同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前期研究项目组长王志轩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探讨绿色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王志轩所在的研究组主要议题聚焦“双碳目标”、能源资源环境、协同创新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等单位参与其中。王志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以太阳能、风能替代化石能源发电的趋势不会变。需要关注三个关键点，终点，传统污染治理模式逐步终结；起点，新环境要求、问题和政策布局成为重点；风险点，政府需强化未来风险管理，特别是红线和底线管理。未来应善用经验持续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加强政府部门间、机制与制度的协调，及时发现风险并提出解决方案。

　　“此次能源转型是以电力为中心的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着新的能源安全、新的资源约束以及新的环境影响挑战，要找出关键挑战，通过协同创新，提出破解框架，为‘十五五’期间出台相关政策以及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参考。”王志轩表示。

　　绿色转型要明趋势、防风险

　　《21世纪》：“十五五”规划即将到来，中国推进绿色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王志轩：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把握好两个趋势。一是中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不会改变；二是以太阳能、风能发电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两个趋势是我们经过大量的实践和对未来的展望所得出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基本规律来决定的。

　　我们要关注三个关键点：一是终点，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终点，所谓终点就是传统的污染治理的模式，环境管理模式，它必然逐步地就要走到了终结的位置。二是起点，起点主要是新的环境质量的要求，新的环境问题，新的政策措施，和新的布局。三是风险点。因为基于两个基本把握，政府的治理必须要着重于未来风险的管理，特别是有关红线和底线的管理。

　　《21世纪》：具体有哪些前瞻性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于识别未来风险与机遇？

　　王志轩：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善用经验，持续创新政府的治理模式，中国有很多经验，经验用得好是财富，用不好是包袱。因此，面对转型，我们必须要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沟通，机制方面的协调，制度方面的协调。

　　对于重大的“国之大者”，要采取先立后破的这样一个方针。由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转型，其风险随着能源转型持续深入，它将会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整个转型的最大的“拦路虎”。所以，在风险问题要算大账，要及早地算账，要及早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配置资源的道路，与传统的市场配置资源道路不同，是我们必须要在人工智能的支撑下来做好市场机制。我们支撑政府决策的技术方法，要由传统的加减法平衡提升到网络算法的平衡，因为我们现在发展面临的目标要素更多，要素间关联性更大，而关键的因素已经不是一个，或者两个，关键因素与普通因素它可能会相互转化。

　　正如在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它不是简单的新能源电量与化石能源发电电量的平衡，而是电力的瞬时平衡，是电力系统中的源网荷储之间的时空协同。因此，在决策方式方面一定要在坚持物理规律的前提下，应该更加注重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平衡。

　　推动能源、气候与环境系统耦合

　　《21世纪》：如今能源—环境—气候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评价这三者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王志轩：能源、环境、气候问题离不开能源转型这一大背景。传统上我们更多讨论能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现在则将气候问题置于突出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大规模化石能源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三者关系的核心逻辑在于：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就必须通过能源转型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其根本路径在于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电和光伏，其大规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成本的快速降低。新能源不仅是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1世纪》：如何通过政策与市场的协同设计，来系统平衡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与转型经济性这三重目标？

　　王志轩：新能源并非简单的能量替换，它具有波动性、不稳定性和随机性，这对能源系统的安全稳定供应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能源转型的客观规律，确保能源安全。

　　在当前阶段，煤电的角色正从提供电量的“主力电源”转变为保障系统稳定、提供灵活调节能力的“调节性电源”。虽然煤电的利用小时数下降导致其经济性变差，但从全社会角度核算，通过煤电的灵活性改造来支撑更多新能源消纳，在环境和经济上是划算的。

　　为此，国家已出台容量电价等政策，对煤电提供的灵活性能力造成的成本增加进行补偿。同时，能源转型在解决传统污染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如光伏制造过程中的环境足迹、新能源发展对土地的占用和对生态的影响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和解决。

　　《21世纪》：实现“能源－环境－气候”协调，未来不同的部门之间，应如何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同机制？

　　王志轩：能源转型深刻改变了能源系统、经济系统以及与气象等其他系统的关系，因此部门协同至关重要。在实践层面，协同早已开始，新能源项目的选址、发电预测都离不开精确的气象数据。电力系统层面，即使在传统能源时代，电力调度也需要精准的气象预报来预测负荷变化，在新能源时代，气象对于系统调度和安全的作用更加关键。

　　政策层面，在制定能源规划、保障能源安全时，能源部门需要与气象部门加强合作，以应对极端天气对能源系统的冲击。现在，气象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它必须与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高度融合，成为参与整体能源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素。例如，对水电来水情况的预测，直接关系到水库调度和电力保供决策。要做好这种协同，首先需要法律层面的协同，根据能源转型的需要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是职能层面的协同，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优化调整；最后是部门之间要主动协同，不能各自为政，必须共同应对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变化。

　　绿电消费要突破系统成本与市场机制

　　《21世纪》：绿电消费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有哪些因素会限制绿电消费？

　　王志轩：讨论绿电消费，首先需明确其定义。在我国的语境下，当前消纳责任权重考核的重点是风电和光伏发电。从宏观规模上看，目前新增的电力需求，绝大部分已由新增的风电和光伏来满足，但这尚未达到大规模替代存量化石能源发电的阶段。

　　制约绿电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系统成本与稳定性问题，绿电本身成本已下降，但其波动性需要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资源来支撑，由此产生的系统成本目前仍使其总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发电。二是消纳机制，我国已明确由“消费侧”承担绿电消纳责任，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将消纳责任权重下达至省级政府，并最终分解到企业，尤其是高耗能企业。企业可通过物理消纳（直接使用绿电）或购买“绿证”等方式完成责任。同时，也建立了绿证交易市场鼓励个人自愿购买。总而言之，促进绿电消费，需要鼓励、强制和市场机制三管齐下，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市场设计。

　　《21世纪》：目前，新能源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对于新能源企业而言，他们该如何规避风险，并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

　　王志轩：这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也是难问题。对于新能源企业自身而言，核心在于持续创新、提高质量、降低造价，这是永恒的主题，要避免在恶性竞争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外部环境方面，首先，政府需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完善招标采购机制和技术标准，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其次，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在行业自律、协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需防止其异化为行业保护或价格垄断。

　　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目标过低或过高都会导致市场失衡，当前设定的目标是底线，但需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协调。

　　最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对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打击，这也是企业需要应对的国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