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五年规划是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通过编制实施五年规划，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以持之以恒的战略定力、总揽全局的战略视野、务期必成的战略魄力，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一、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方式

　　回望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与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奇迹。1952—2024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9%，并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进步。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人均收入超过1.3万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

　　中国能够创造这样的发展奇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形成了五年规划的显著制度优势。从1953年开始至今，我国已经连续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2026年将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五年规划虽然并非中国首创，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并取得重大成就，则是举世罕见的。在二战后的“计划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将五年计划作为推进工业化的手段，最多时有近1/3国家实行五年计划，但这些国家大多又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五年计划。与此不同，我国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一以贯之地创新和发展五年规划，并有效推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使五年规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作为擘画国家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阶段性部署，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五年规划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发展规划，成为世界各国借鉴中国经验的重要方面，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能够把握历史主动，有目标、有规划、有部署的自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大战略，是通过一个接着一个五年规划，分步骤实施，接续奋斗实现的。从“一五”到“五五”，我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从“六五”到“十三五”，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部署，第一步用3个五年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再用3个五年规划，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谱写了以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五年规划已然成为我国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发展实践、调控发展模式的战略性手段。理论指引规划，规划引导实践，五年规划是对未来五年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实践的超大系统社会工程。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能够有效引导发展实践，优化发展环境，消除发展瓶颈，推动发展动力转换，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和发展质量提升，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实现发展目标，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

　　二、实现国家目标的治理机制

　　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能够选择正确发展方向，持续制定合理发展目标，能够高效动员全社会资源确保目标完成，这是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五年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远布局、渐进调适、持续推进，现代化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同时在具体目标上与时俱进，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每个五年规划都有延续指标、调整指标与新增指标，有的规划调整幅度比较大，大多数规划都是小幅调整。这种兼具延续性与调适性的长期主义优势是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对此评价说，“当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只能规划下一次选举”。

　　五年规划编制将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统一起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不但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共同参与，通过政治引导、规划衔接等机制，引导地方、部门与中央规划对标对表，研究机构、专家也广泛参与研究和论证，同时以多种形式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从“十四五”开始，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建议》编制阶段，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十五五”又将此项工作提前了近3个月，以便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已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五年规划开门问策、集思广益，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征求意见，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政策共识，集中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愿景。

　　以“十四五”规划为例，我国专门建立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形成了包括分解、评估、考核与监督等环节的一整套目标责任制来落实规划。规划通过之后会出台规划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在规划实施不同阶段，会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同时将约束性指标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对重大工程项目建立台账、倒排工期；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对规划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我国还形成了支撑规划实施的资源、制度和机制的有效保障机制。“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人财物等资源向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和工程集中配置。综合运用经济激励、法律规范、宣传动员，引导经营主体的行为，强化要素支撑和政策协同，保障规划目标实现。

　　言必信，行必果。在五年规划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目标。例如，“十四五”规划虽然受到世纪疫情、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等影响，但仍然高质量完成规划目标和任务，指标进展总体符合预期，其中8项指标进展超过预期，17个方面重大战略任务、102项重大工程、5000多个具体项目全面落地。同时我国认真履行“双碳”国际承诺，“十四五”前4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1.6%，相当于减少1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对比西方选举政治，政党提出的各种目标往往只是政治动员口号，事后评估发现大多是为吸引选票作出的空头承诺，并不是真正要实现的发展目标。

　　三、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形之手

　　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年规划与市场机制一样，既是信息运用机制，也是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是市场友好型规划，规划性质是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而不是微观性实物性指令性，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替代市场。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充分发挥规划提升政府效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形成了市场无形之手与规划有形之手相互补充的组合优势，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五年规划主要定位是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经营主体行为。相对于市场作用而言，五年规划主要发挥着三个方面功能：一是公共资源配置的约束功能，五年规划明确了公共产品提供类型、数量与优先次序，优化了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二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引导功能，引导社会资源按照规划预期的方向配置，形成战略合力；三是稳定社会预期的信号功能，为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谋划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信号和稳定的政策环境。

　　我国能够兼顾短期和长期，将市场的短期理性与规划的长期理性有机结合。规划体制使得中国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谋划长远，布局未来。“家有千件事，先从紧处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业待兴，经过“一五”到“五五”5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制定“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同样是“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在规划未来五年发展的同时，瞄准2035年远景目标，前瞻性部署一批战略性产业、基础性工程。

　　我国能够兼顾微观和宏观，将市场微观理性和规划宏观理性有机结合。市场机制能够运用分散信息，通过分散决策来实现微观理性，而规划机制能够运用整体信息，通过整体筹划来实现宏观理性。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但需要企业自身竞争力，而且需要通过规划引导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光伏发电、无人机、5G、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后来居上，除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企业家创新精神，鼓励不同路线、不同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国家规划对于产业政策的系统设计，对于基础设施的前瞻布局，以及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的长远谋划。

　　我国不但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微观均衡，而且能够通过规划体制引导宏观均衡。我国运用规划调控来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拉动经济增长，避免了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比如，“十三五”以来，我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提升了有效供给，扩大了有效需求，推动实现总量均衡。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矛盾进一步凸显，“十四五”规划针对这一突出矛盾，鲜明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等大范围空间布局，也并不是市场机制能够自发达到均衡的，需要五年规划的有效引导。比如，我国营运里程接近5万公里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输电通道总里程突破5万公里的特高压电网，正是通过五年规划前瞻布局、科学规划、有序实施的结果。

　　四、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五年规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有利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五年规划系统设计公共政策，集成任务举措，对接项目布局，对于一揽子政策进行通盘部署，避免了政策碎片化和相互冲突。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五年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级、省级、市县级规划共同组成的三级四类的国家规划体系。加强五年规划战略导向功能，能够引导各级各类规划各司其职、贯通衔接。高效能宏观经济治理需要财政、货币、产业、土地等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相互配合，加强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优化规划与宏观调控联动，能够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放大叠加效应，避免不同宏观政策之间的“合成谬误”。

　　加强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能够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稳定性。我国形成了“长规划、短安排”机制，引导资源跨周期配置，加强逆周期调节，能够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稳定社会预期，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五年规划的政策和项目储备，能够为宏观调控提供“弹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例如，针对2024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面临的较大下行压力，党中央果断决策，及时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抑制了外部冲击，实现了5%的增长，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有机衔接，相当部分措施已经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只不过是借机加快推进节奏。过去10年，全球经济增长非常不稳定，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稳健的大国之一。

　　按照五年规划绘就的蓝图推动发展实践，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能够做到一届政府接着一届政府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五年规划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一个中长期锚点，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有机衔接，宏观调控能够做到长短结合。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换一届政府就“翻一回烧饼”，不是接着干而是对着干，宏观政策左右摇摆，缺乏基本政策延续性。

　　总之，五年规划是中国之治的重要体现和突出优势，将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已经创造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发展规划，有力推动了国家发展，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我国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构建更好的经济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