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被新生人口危机困扰的韩国似乎迎来了变化的希望。继去年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子女数）时隔9年首次出现小幅回升之后，今年1月至7月韩国共有147804名婴儿出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2%，这是1981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同时也是自2015年以来1月至7月期间新生儿数量首次出现同比增长。此外，出生人口已实现连续13个月同比增长。对应的7月份总和生育率达到了0.8。按照这种趋势，估计到今年年底韩国出生人口可实现连续两年的增长。

新生人口持续减少

　　虽然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但韩国的下降起始时间更早，至今已经延续了60多年，并且年复一年地刷新最低纪录。从长期来看，韩国新生儿出生率的最低点出现在2023年。这一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仅为23万人，不到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的三分之一。首都首尔的生育率更是低至0.59，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主要城市之一。同时，当年韩国0.72的总和生育率也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此外，虽然2024年韩国生育率升至0.75，但依然未能摆脱全球最低的位置，不仅与维持人口基本稳定所需的2.1相差甚远，还大大低于超低生育率（≤1.3）的国际标准。

　　韩国新生人口持续减少，既有经济压力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变迁因素的驱动，同时还有个人价值观转变的影响。首先，高昂的住房成本和教育费用是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经过近20年的上涨，韩国住房价格目前的房价收入比已升至发达国家前列，首尔的房屋均价甚至超过中国的上海，令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结婚所带来的刚需成本令人难以承受。另一方面，韩国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也增加了育儿成本，私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达20%以上，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培养成本堪称天价。因此，许多家庭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以减轻经济负担。

　　其次，韩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创造了生育率下降的“完美环境”。韩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跨越，这种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价值观的剧烈重构。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与极度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奇特结合，形成了韩国特有的“职场文化”。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女性大学入学率已达80%以上，远高于男性。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结婚或生育。另一方面，职场性别不平等至今依然非常显著。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同时韩国社会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这种“双肩挑”的困境使许多职业女性将生育视为职业生涯的终结。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已推迟至33.4岁，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比例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这不仅是生物学的选择，更是社会学的必然。

　　韩国男性的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在依然强调男性养家糊口角色的社会期待下，许多年轻男性感到无力承担传统家庭责任。他们被称为“三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甚至有人扩展为“五抛”（加上人际关系和住房）和“七抛”（再加上梦想和希望）。这种全面撤退反映了一种深层的无力感和幻灭感，是对“努力就会成功”这一传统叙事的怀疑。

　　总体来看，承担着最主要生育职能的韩国年轻人群体，无论是在文化价值观还是行为方式上，都在发生着十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快速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兴起。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生活质量，而非父辈们所推崇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基于职场竞争压力，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许多韩国年轻人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研究生或考取各种资格证，推迟正式进入职场的时间，结婚和生育的时间也随之推后。再者，韩国20多岁和30多岁年龄段的人（即Y世代和Z世代）倾向于更多的即期消费，而非节俭储蓄。他们甚至成为了百货商店和高级酒店的最大消费群体，旅游支出额也是一年又一年地创下新高。在享受逍遥快乐的生活方式之下，自然就不会将结婚生育列入自己的人生规划。

政策还有拓展空间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迷徘徊，对于韩国来说可以说是一场全面性的社会危机。在韩国，去年全国有近140所学校因缺少生源而停办，同时军队征兵源开始萎缩，符合国家义务兵役资格的人数50年后将减少58%，国防安全体系面临重大威胁。另一方面，极低的生育率导致人口持续减少与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经济潜能、创新活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都将面临剧烈萎缩的风险。据预测，到2067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将下降到45.4%，且到2100年韩国总人口将减少一半。在这种趋势下，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明确表示，到2050年代韩国经济将很难避免负增长。

　　不仅如此，低出生率加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目前韩国总人口仅五千多万，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却已突破一千万，占比高达20%。到2067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46.5%，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7.1%。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支出将大幅上升，而少子化又意味着缴纳社保的增量来源日益减少。这种失衡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

　　为有效扭转人口低生育率的沉闷局面，韩国政府至今已制定了四个人口增长“五年规划”，同时推出了《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基本法》。政策工具覆盖了经济、时间、住房、职场文化等事关新生人口增长的前端、中端和后端的各个领域与环节，同时政策干预体现出“更早、更高、更强”的趋势。此外，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极具区域特色的“加分”政策，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协同与共振。

　　在直接经济支持方面，韩国政府为每名新生儿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并且为0—1岁婴儿和1—2岁幼儿的家庭分别提供每月70万韩元和35万韩元的育儿补助（第二个孩子起金额更高）。同时，针对所有未满7岁的儿童，每月发放1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第三个孩子起增至20万韩元）。初步估计，在过去近20年中，韩国公共财政投入到婴幼儿身上的各种津贴资金已超过280万亿韩元，其中2025年韩国政府的补贴计划规模更是超过了88万亿韩元。

　　在育儿时间支持方面，生育子女的父母均可以共享18个月的育儿假。其中，前三个月可领取工资的80%，后续几个月可领取工资的50%。韩国政府正在计划进一步提高休假期间的薪酬替代率。为了鼓励父亲休育儿假，政策特别规定，育儿假中的一段时间是专属于父亲的“不可转让配额”，旨在促进家庭内部育儿责任的男女平等分担。另一方面，法律保障育有子女的员工有权要求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直至子女年满8岁或小学二年级，期间雇主不得解雇或歧视员工。

　　在保育服务支持方面，为解决托育服务“入园难、费用高”的问题，韩国政府大量投资兴建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私营机构提供保育服务，目标是实现“随处可托育”，消除托育名额的缺口。同时，韩国政府支持企业在内部设立托儿所，为在职父母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韩国推行了普惠性公共保育体系。无论家庭收入如何，3—5岁幼儿均可接受免费学前教育。同时，根据家庭收入水平，政府对0-2岁婴幼儿提供不同程度的托育费用补贴。

　　在住房补贴支持方面，申请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如国民住宅）时，有子女的家庭会获得额外的积分奖励，且子女越多，积分越高，中签购买优质低价房源的概率就越大。同时，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享受更低的利率、更高的贷款额度或更优惠的首付条件。新婚夫妇还可以享受类似于“幸福住宅基金”等低房贷产品的优惠支持。不仅如此，多子女家庭可享受租房补贴或购房补贴，并获得财产税、综合房地产税等方面的减免优惠。

　　在地方特色化政策支持方面，首尔、世宗等城市推出了“结婚梦想”贷款，为新婚夫妇提供超低息甚至无息信贷服务，用于婚礼、蜜月和新居安置。一些地方创建了“生育基金”或“儿童基金”，孩子一出生就可获得政府为其建立的一个储蓄账户，并存入启动资金，之后每年追加，待其成年后可使用。许多地区还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和地铁，以及享受公共设施（如博物馆、体育馆）门票减免的优惠大礼包。甚至一些偏远地区为生育第三个、第四个孩子的家庭提供高额现金奖励，或直接赠送土地、金条等。

　　在生育文化保障支持方面，韩国法律明确规定，严厉禁止因员工怀孕、休产假或育儿假而对其进行解雇、降职或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同时，政府设立了举报和保护机制。鉴于生理性不孕不育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政府将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费用纳入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并且年龄限制和补贴次数也在逐步放宽。另外，作为一个最新尝试，首尔市政府开始将生育激励的方向转向中小企业、小商户以及个体经营者等主体，包括实施育儿假替代人力补贴政策，为雇用育儿假替代人员的企业提供补贴，推行同事补贴奖金制度，为接替育儿假人员所从事工作的同事提供奖励金等。这些措施成熟后有望在全国推广。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国目前鼓励与刺激家庭生育率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生育”方面，而对于“养育”部分似乎激励不够，尤其是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学习与教育，韩国政府还缺乏一套系统化且力度较大的财政支持机制。而即便是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的育儿补贴，对于不少家庭尤其是多孩家庭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因此，韩国政府可在婴幼儿抚育与少儿教育方面投入更有力度的系统政策机制。当然，若加大对新生人口的财政补贴力度与时间长度，韩国公共财政能否承受其重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韩国财政赤字已超过86万亿韩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11.6万亿韩元左右的年度目标。如此巨量的财政赤字规模，势必对新生人口政策的增量加码构成客观性约束。而在相关政策维持现状的前提下，韩国人口生育率能否继续保持增长，无疑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