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赵娜上海报道
国庆节前,在苏州吴江一场股权投资行业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上,来自多地的母基金管理人和创投机构代表共同探讨“长三角母基金如何助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圆桌主持人、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的一问,引出了一个核心议题:当长三角的产业链越织越密,母基金该如何实现跨区域统筹与协同?
这场讨论是“2025中国母基金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也折射出当前地方母基金最关切的现实命题。近年来,随着产业链纵深延展和城市分工加速,母基金在地方资本体系中的角色正在重塑——它们不再只是资金的“放大器”,也正成为制度协调者与创新要素的组织者。
从国家层面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地方科技投入持续增长,重大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布局日益密集,成为支撑国家创新的关键力量。重点城市群也正在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点,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明显强于产业集聚。
这一趋势之下,长三角的角色更加突出——既是技术策源地,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场”。在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中,嘉宾们分享了各自在母基金管理中的经验,也对制度衔接、返投机制、决策协同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思考。从“地图”到“机制”,一场关于资本效率与制度创新的“长三角样本”正在浮现。
区域创新协同的新课题
这场圆桌上,一个细节颇具象征意味——会场临时加位,反映出市场各方对这一议题的热度与关切。
另一方面,嘉宾们并未回避话题热度背后的复杂现实:当前股权投资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面临募资难、退出渠道有限等严峻挑战;在地方母基金管理和子基金申报角度,返投认定、注册地要求、审批节奏差异等制度摩擦,开始与产业链协同正面相遇。
这正呼应了母基金研究中心创始人、水木资本董事长唐劲草在大会致辞中的呼吁,大力发展兼具“大胆资本”风险承受力与“耐心资本”长期陪伴特性的“放心资本”,通过引入长期资金、完善风控、创新退出机制及完善对创业投资的差异化监管等方式破局。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母基金的角色早已超越单一的出资功能,正成为创新生态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关键构建者之一。谈及如何优化跨区域基金布局与返投机制,地方母基金管理人们大多认可:一体化的关键,不在谁得分更多,而在谁的位置最合适。在他们看来,把环节放在最具比较优势的地方,并建立可复用的利益与治理机制,才是一体化的核心。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正明则重点谈到了“三张地图”“两种机制”与“一个导向”,其中:“三张地图”侧重于产业链、价值链与资本链在长三角跨行政区划的共同“坐标”对齐,“两种机制”侧重于利益共享机制、投资决策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一个导向”侧重于以超脱于直接项目落地返投为诉求的更高层面战略导向(如区域联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特色产业集群)作为牵引。
随着讨论深入,一个新角色正浮出水面。母基金正在从资金供给者转向制度协调者,从投资主体转向产业协同的推动者。在合规边界内调整返投口径、优化治理结构,成为提升资本效率、打通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抓手。
当前,长三角的分工格局相对清晰。上海的研发高地、江苏的制造底盘、浙江的数字化能力与民营活力、安徽的成本与科研源头,共同构成天然互补的体系。但当政策口径和统计方式仍以属地为界,研发在沪、制造在皖、配套在苏浙的组合效能仍可能被削弱。
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母基金管理人们讨论了打破行政切割的可能性。通过制度设计创新,在合规边界内重塑返投规则、优化治理结构,它们正在成为推动资本要素跨区域流动、提升区域协同效率的关键力量。
LP眼中的“返投”变迁
返投要求一直是子基金管理人关注的重要机制,其功能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地方国资的进化。
早期阶段,返投更多是一种“要求”,推动子基金被投企业搬迁成为结果之一。随着母基金市场化改革深入,各地开始将返投视为系统工程:建立项目库、设立跨部门专班,推行双GP共管与人员挂职互派,逐步让协同从被动应付转为主动组织。
江苏在以省战新母基金为主体的战新基金集群上的探索,让市场看到结合区域产业特色推动省内一体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各地国资平台市场化、专业化的推进,返投正渐从约束机制转化为产业招商与创新生态建设的引擎之一。
锡创投总裁助理兼产业发展部总经理王国东分享了无锡在市域一体化方面的做法。他表示,一体化协同是系统性工程,既要“分”,也要“合”。比如在无锡的做法中,他们先分清区块——一个区对应一支基金,按照产业方向独立推进;再通过集团统筹设立专门工作小组,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
关于返投的问题,初期需要“忍受”,接受制度要求的存在;中期逐步“接受”,寻找通过体系建设破局的可能;当合作机制和项目库完善后,便能“享受”返投带来的正向循环——形成信任,促成长期合作。
回看这场圆桌的多位嘉宾发言可以发现,长三角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母基金管理人们都在积极探索更多可能性。
首先是口径重构——从“注册地+属地统计”转向“产业环节+功能贡献”,以产业链效率为核心优化绩效考核;部分城市尝试平行基金模式,在形式合规的同时追求功能最优。
其次是组织协同的嵌入式推进——市域层面建立统筹招商中心和跨区专班,投资合作中尝试推进挂职与互派机制,以用人和流程的长期嵌入换取灵活决策。
同时,财政出资的母基金正引入更专业的评价体系,如战略科学家委员会机制,以技术里程碑、平台化能力等指标补充财务考核,并通过投委规则与穿透风控,在创新性与合规性之间找到平衡。
一则关于“区域一体化母基金”的构想
在圆桌讨论的后半程,焦点转向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议题——长三角一体化母基金。这一设想的意义,并非简单的资本汇聚,而在理念对齐与机制复用:通过统一标准、共享章程,为三省一市构建一个可延展的制度可能。
在理念层面,一体化母基金可以以产业链为核心逻辑,解决单一区域难以独立完成的环节。与其追求“样样俱全”,不如承认并利用差异化分工,让比较优势在整体链条中实现最优配置。
在标准层面,把共同的愿景写入基金章程。利益共享机制可前置必要的量化指标,形成可考核的共识矩阵;决策机制则以类似政府做出资人、不做投资人的理念,由跨域专业投委主导决策;退出机制则可考虑区域股交中心、并购基金与中长期资金的联动,以应对不同期限与产业周期的错配。
在行动层面,有嘉宾建议,可率先在半导体、机器人、新能源等赛道,基于各地优势在产业链不同环节进行布局,通过最大公约数和共同利益点构建合作机制。也有嘉宾指出,只有在理念与标准统一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进行动一体化。
长三角在区域一体化母基金探索方面具备天然优势:产业链成熟、人才密集、政策开放。随着母基金职能从资金导向走向制度与产业协同,地方资本的运作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从“投项目”到“建机制”,再到“促生态”,各省市内部的创新协同机制正在加速完善。
“母基金是非常有用的工具,能够完成放大和链接的作用,但前提是地方产业本身的基础与母基金的定位要匹配。”正如杨斌所说,长三角一体化放到更大层面来看,就好比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同样面临在同质化与差异化之间寻找平衡,在分工协作与相互竞争中确立定位。谁能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谁就能更好地把握增长空间,找到发展的机遇。
临时加位的一把椅子,象征着参与主体的扩容,也提醒着:决定效率上限的,不是资金规模,而是那套看不见的制度桌面。当一体化协同被写入条款、落实于流程,长三角母基金的一体化探索,或将成为全国区域资本协同的新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