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9月22日电 （谷青竹） 当下，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支撑。随着8月28日《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与9月11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相继落地，区域发展的政策导向与实践路径愈发清晰——前者将“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列为首要任务，为区域空间格局优化锚定方向；后者则精准选择核心城市群的10个关键节点搭建试验场，为要素跨区域流动与高效配置破题。

　　两项政策的出台，既延续了我国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导向，也直面当前不同城市群发展水平不均衡、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仍需强化、要素流动壁垒有待破除等现实课题。围绕这些议题，新华财经专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聚焦城市间协同发展与区域格局塑造的深层逻辑，探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现实路径。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长三角的历史必然

　　根据《意见》，将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

　　从《意见》可以看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位置。在张学良看来，中国区域发展存在一个大“钻石菱形”结构，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黄河流域郑（州）西（安）地区双城合作带五大板块共同构成；而依托长江与黄河流域，以成都、重庆、武汉、郑州、西安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以区域内若干次中心城市为关键节点，构成了聚焦中西部地区潜力释放的小 “钻石菱形”。

　　值得留意的是，在“双钻石菱形”空间格局中还包含了一个覆盖全国经济活跃区的“弯弓结构”——若将串联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南北向沿海经济带比作“弓”，将贯通内陆与沿海的东西向长江经济带比作 “箭”，长三角正处于“搭弓射箭”的蓄力交汇点，是带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枢纽。

　　“长三角建设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前五个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东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不是‘异军突起’，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复兴’。”从历史维度出发，张学良如此分析：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级城市群沿“欧洲-北美-东亚”的路径演进；但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商业资本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人口的集聚，使得长三角所在的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生产生活集聚体”，堪称“古代版的世界级城市群（经济区）”。

　　“世界经济中心形成‘中国江南-欧洲-美洲-东亚中国’的‘回归式闭环’，本质上是基于长三角深厚历史底蕴的必然发展逻辑，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体现。”张学良表示。

　　创建全球城市，除了“海港型”还要有“陆港型”

　　在张学良看来，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是“点”与“面”的关系——中心城市承担“提纲挈领”的核心作用，尤其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阶段，其战略价值更应置于突出位置。

　　因此，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打造能承担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中心城市。《意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依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城市群核心城市。而分析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则是同处于我国沿海经济带。

　　“新大陆发现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海洋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脉络，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崛起的全球枢纽无不是海港型城市，我国超大城市的崛起同样符合这一历史规律。”然而张学良观察到，海权单极的历史正悄然转向“陆海共济”的新格局，在此背景下，集江、海、公、铁等“多式联运”优势于一体的“陆港型全球城市”或将应运而生，重塑未来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

　　“尽管《意见》尚未布置明确任务，但在未来陆权、海权并重的全球城市体系里，武汉、成都、重庆、郑州、西安这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既是‘一带一路’的衔接节点、也是内陆与腹地的联动纽带，具有向东与向西全面开放的双重优势，理当主动作为、积极争创。”他认为。

　　这一期待并非空想，已有城市先行出发：在2023年，重庆便拿出了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五年行动方案；成都则已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同时，中西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构成的小‘钻石菱形’区域完全有望建成‘陆港型全球城市区域’，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合的新支点。”张学良表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这一构想提供了支撑：成都到重庆、郑州到西安的高铁通勤成为常态，2017年西成高铁开通，将成都与西安的行程缩短至3小时；2022年郑渝高铁投运，郑州至重庆车程压缩至4小时内；目前，武汉至郑州、至重庆的高铁也都实现3小时通勤；未来西渝高铁开通后，西安至重庆的通行时间还将进一步压缩至2.5小时。

　　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成为国内重要的增长极，张学良认为，黄河流域要加强郑州与西安这两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双城合作，推动郑（州）西（安）地区双城合作带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高效联动。

　　通过要素跨省域流动释放“1+1>2”的协同效应。

　　“《方案》批复的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中，江苏苏南重点城市、浙江杭甬温、安徽合肥都市圈等位于长三角区域。通过要素资源跨区域、跨领域顺畅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效益最大化，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说。

　　在张学良看来，长三角多地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色，如无锡有“物联网之都”的美誉、合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协同发展加速推进，如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发展成效显著，正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成果。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则突破城市边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范围内推动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延伸互补，加快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如“上海研发+周边制造”的长三角产业联动，便是通过要素跨省域流动释放出了“1+1>2”的协同效应。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区域发展逻辑，张学良提出了“多彩增长模型”：在红色代表的“安全底线”之上，橙色象征“要素驱动”，金色寓意“创新驱动”，绿色对应“绿水青山”，青色对应“文化文明”，蓝色对应“公共服务”，而紫色代表的“区域协同”正是撬动协调发展的关键“催化剂”。

　　至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在于城市间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与社会文化边界的“四界”耦合程度，张学良认为也有“四化进阶”之分——从以“协同化”聚焦打破“各自为营”，到“一体化”着力破除“制度壁垒”，再到“同城化”追求实现“生活无界”，最后“融合化”促成“全面交融”。他认为，这“四化”并非线性推进的单一路径，而是相互交织、动态联动的有机整体，共同为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放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