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副部长王东伟、副部长郭婷婷，介绍“十四五”时期财政改革发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达到10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17万亿元，增长约1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超过13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加26万亿元，增长24%。

　　五年里，大量“真金白银”投向了发展大事和民生实事。“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支出，财政民生投入近100万亿元。今年，国家财政安排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亿元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蓝佛安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集中财力办成许多大事要事；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积极有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财政政策统筹考虑防风险和促发展，始终留有后手，未来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依然充足。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继续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加强对形势的前瞻研判，做好政策储备，主动靠前发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财政发力空间依然充足

　　“十四五”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始终保持积极取向，致力于扩内需、惠民生、支持科技创新等。

　　五年来，我国赤字率从2.7%提高到3.8%，今年进一步提高到4%。2025年赤字率为4%，赤字规模为5.66万亿元；安排新增专项债4.4万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用于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这些政府债券规模加总合计11.8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十四五”期间，扩大内需战略愈发重要，积极财政政策打出系列“组合拳”，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致力于全方位扩大内需。

　　截至2025年8月底，国家财政一共拿出约4200亿元，大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各类商品销售额超2.9万亿元。近两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1.5万亿元，推进“两重”建设。五年来，共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9.4万亿元，支持建设项目15万个；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33万亿元，支持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3186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29%，用以实施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致力于扩大就业。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2022年增设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大幅提高“一老一小”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减轻个人育儿和养老负担，累计超6700万人受益。

　　蓝佛安表示，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具有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十四五”以来，财政政策始终保持积极取向，力度上更加给力，工具上更加丰富，发力上更加精准，时机上更加灵活，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财政政策统筹考虑防风险和促发展，始终留有后手，未来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依然充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空间，这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经济向好，必然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实力的增强，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夯实。第二，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越来越娴熟，财政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空间利用效能也随之提升。第三，随着存量风险逐步消化，以及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机制进一步健全，财政政策空间被腾挪出来，未来可用空间进一步提升。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协同，也能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力。另外，“十四五”时期，我国着力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也为我国宏观经济营造更优的环境，创造出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

　　多措并举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去年四季度，我国推出共计12万亿元一揽子化债举措：一次性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在2024年至2026年每年2万亿元置换地方存量隐性债务；从2024年至2028年，每年安排8000亿元新增地方专项债，五年合计4万亿元，用以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支持地方用于化债；2万亿元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允许按原先合同在2029年及以后偿还。

　　蓝佛安表示，这一系列举措，叠加前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收敛。化债打通了资金链条，地方腾挪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时间精力和政策空间，用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和难点。截至2025年6月末，超六成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意味着60%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推进。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得到改善，风险显著降低，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明显增强。

　　蓝佛安表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92.6万亿元，包括国债34.6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0.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8.7%。根据IMF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2%。同时，我国政府债务对应着大量优质资产。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

　　在一揽子化债举措作用下，我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有所缩减。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为14.3万亿元，2024年末则缩减至10.5万亿元，一年间减少了3.8万亿元。

　　杨志勇表示，2024年隐性债务规模减少，这是化债成果之一。未来我国隐性债还将进一步缩小，直至消失。从化债到现代化的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将越来越规范。按照去年布置的化债计划进行，化解存量债务，遏制新增隐性债，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地方政府债务会逐渐走上规范的法治化之路。

　　展望“十五五”，我国将加快建立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蓝佛安表示，未来将继续落实好一揽子化债举措，提前下达部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靠前使用化债额度，多措并举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确保用得好、还得起、可持续。强化专项债“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隐性债、法定债“双轨”合并管理，建立统一的长效监管制度。依法加大债务信息公开力度，提升管理透明度。科学安排债券规模、结构，合理把握发行时机、节奏，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提升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更好发挥政府债券的带动放大效应。强化风险监测预警，从事后“救火补漏”扩展到事前“防患于未然”。健全专项债券偿债备付金管理机制，防范兑付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落实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