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掐指一算，我已经到过伦敦五次。这五次经历，类似万花筒，每一次的旋转，都给我带来异样的感受——可以说一次比一次真实，但是也有可能一次比一次缺少诗意，一次比一次更加现实、更加卑微，甚或因为一次比一次突出了“异乡人”的形象，才一次比一次更加间离。

　　第一次伦敦之旅的标题可以是“误读”。那是2010年，我以上海戏剧学院和利兹大学交换生的名义，第一次来到伦敦。从希思罗机场到城区，我花费的时间比常人足足多了一倍。但是，在一个印度客栈（28英镑一天的三人同住房间）住下之后，我就出发看戏去了。那天我匆匆赶到伦敦西区已经是落日西下，我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原来就在苏荷区旁边，一个特闹腾的地方。我安顿下来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区。我住的地方十米开外有一家书店，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戏剧指南书籍，我随手拿了本伦敦的戏剧地图，这样可以按图索骥。我知道西区螺蛳壳大小一般的区域在整个世界戏剧界的地位，也知道它为伦敦的旅游和税收作出的贡献。我走到唐人街、特拉法加广场附近，见到了百老汇音乐剧《邪恶》在阿波罗·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巨大海报，这种巨大，与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广场的LV箱子广告可以媲美。

　　西区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地方，这里演出的剧目与百老汇一起引领着世界的剧场风范。这里也充斥着《三十九级台阶》《剧院魅影》《妈妈咪呀》《芝加哥》《狮子王》的大型户外广告，这些音乐剧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除了恢宏巨制的音乐剧，一些中小制作的话剧和各种表演形式（诸如杂技和单人秀）的蓬勃疯长的态势就是西区的特色了。那一年，我看到了一些比较新奇的面孔，如吉尔古德剧院在上演政治剧《是的，首相》，多米尼剧院在上演《我们都来摇滚》（摇滚在这里可以解读为动词），新伦敦剧院在上演后来捧得普利策奖、托尼奖和劳伦斯奖的话剧《战马》。

　　话虽这么说，我第一次进入剧院——确切地说是踏进伦敦西区的多米尼剧院，一开始却以为是众人在参加一个婚礼。我从沃伦街地铁站出口步行往南边的泰晤士河走，到了牛津街的交叉口，就看到了这座醒目的剧院。那天上演的剧目就是《我们都来摇滚》。我的误解足足持续了五分钟，然后才意识到，我正在进入伦敦的戏剧表演核心地带，不是身处一个婚礼，而在目睹一出戏剧——被一群具有主体性的观众观看的节日盛会。

　　在伦敦待了一些日子之后，我便发现，在这座有着四十个以上著名剧场的城市，时时上演着这样的仪式：人们西装革履，将参加婚礼一般的庄重仪式感腾给了观看戏剧。剧场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个比酒吧还要惬意、比唐宁街还要可爱的处所，在伦敦，除了剧院会散发出这种仪式般的气息之外，没有事物可以比拟了。

参加每年一度的爱丁堡戏剧节

　　2.

　　相比于第一次的误读，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是钝痛。同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又从利兹乘坐廉价大巴赶往伦敦，参观了这个几乎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地方——大英博物馆，一个以大英帝国掳掠的各国珍贵文物和所谓“启蒙主义”标签闻名世界的文化地标。但是，与别人的感觉不同，我的参观带着某种与我的诗人本性相关的东西。一种痛和快乐并行不悖的东西。

　　我发誓今后再不去大英博物馆，是因为这里陈列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通过战争和不人道的方式获得的。尤其是启蒙主义主题馆。这个馆的名字听着非常震撼，带着不言自明的正义感。但是，当你研究这个词——启蒙主义——它背后到底暗藏了哪些西方观念，它塑造的西方精神和思想形构，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这里面的悖论大海一样深邃。西方人的启蒙，开辟的是西方人自我、对外（殖民、他者意识）的一种定位系统。这种系统规约了西方的文明。因此，当你知道了以后，就像古时候的人知道了巴别塔的建造秘籍之后，上帝是要发怒的。是的，今天我们心平气和，已经可以解构启蒙这个词汇——它不过是所谓的西方人理性意识的萌发，也指的是对上述这些历史、精神观念的重构。在这种启蒙意识之下，西班牙人、法国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就通过殖民，对别国的历史信物进行了掠夺——然而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启蒙馆的陈列告诉你，启蒙就是一道光线穿过你蒙昧的头颅，抵达你的思考领域。

　　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我有一种被蒙蔽的感觉。

　　我查阅资料，发现大英博物馆的一些数据：这个博物馆最初的收藏包括文物、钱币、奖章、自然历史标本和一个大图书馆的藏书。如今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由跨越世界文化史的800多万件文物组成：从原始人类的石器到20世纪的版画，从汉斯·斯隆爵士在1753年遗赠给国家的包括书、自然标本在内的71000件文物，到古埃及木乃伊，以及库克船长三次太平洋航行带回的大量手工艺品……盗窃加上捐赠，这就是大英博物馆陈列品的历史属性。为此，在那个参观的下午，我感觉到了一种悖论，某种沾染了鲜血和殖民（掠夺）史加上现代感杂糅在一起，让你左右为难的悖论。

　　3.

　　第三次去伦敦，是在圣诞节期间，我数度来到泰晤士河南岸。我选择了这样的路线：穿越白金汉宫大街，走过议会大厅，在唐宁街、BBC大楼、大英博物馆一带参观，在国家剧院小憩之后，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桥，直抵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再从TATE艺术画廊门口的千年桥回到北岸。伦敦南岸——这里曾经是荒芜之地，因为有了横亘泰晤士河的桥梁，特别是威斯敏斯特大桥，北岸的兴旺便传染到了这里。戏剧、艺术、狂欢……无所不包。经过时间的淘洗，今天的伦敦南岸，坐落着这个文化帝国的许多地标，也坐落着诸如IBM这样的商业公司的大本营。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在南岸和北岸之间行走。北岸驻扎着一个经典的伦敦，南岸，则像一个撒野的村姑，正在用她原始的艺术野性和创造力，征服着北岸的经典和保守。两个河岸，连穿着和内容都截然不同，像煞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兄弟或姐妹。

　　第一天我选择了在英国国家剧院看《季节的问候》这个圣诞话剧，第二天我则选择了在南岸的滑铁卢车站到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来回走动。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我欣喜于这里靠河岸且雅致的地理位置和温馨的文化气息，星巴克就在剧场大门口。在TATE的门口，则是白色橡树林，千年桥就在它的注目下。“千年”的命名和这个艺术机构，对应着某种交相辉映的东西。我说不出来，我习惯不用成语思考。许多中国人到了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会用中国的手势，用中国语言特有的语气交往，包括用成语思考和交流。但，由于我正在经历一座城市的多样性，我想——不再用约定俗成的成语，于是我走啊走，在四座泰晤士的桥上来回奔波。我感知到了伦敦的博大、宽容和多样化的文化元素。

伦敦街头一隅（橱窗内展示着英剧《杀死伊芙》的海报）

　　第四次去伦敦是2013年春寒料峭之时，彼时我参加利兹大学当代戏剧研究中心的一个论坛。其间与上戏的王云教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刘思远（刚好是美国亚洲戏剧年会和夏威夷大学主办刊物《亚洲戏剧》杂志的那一轮主编）、浙江大学的胡志毅教授和著名导演田沁鑫等同行，在利兹还遇到了后来成为我出国访问学者邀请方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也是国际著名剧场年轻学者）的费莱丽。我又一次碰见了我的恩师苏珊，以及继苏珊之后利兹大学表演和文化创意学院的两任学院院长，并有友好的合作和交流。总之这次论坛是剧场界的大家云集之所。

　　这次论坛，后来催生的一个学术成果就是，大牌出版社Palgrave在纽约首版了李如茹主编的《上演中国——21世纪剧场和社会、市场、文化的交互》一书，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构建民间——草台班和〈小社会〉》有幸被收入。这是我艰难的学术之路上的一个小小成果，但给我无限希望。

　　4.

　　第五次去伦敦，是2018年，我已经成为副教授，并以正式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亚非学院访问。这次的伦敦之行为期一年。因此，我得以近距离体会和观察伦敦的许多细节。我频频参加学校的各种学术活动，频频去西区看戏，去南岸参观美术馆，北上爱丁堡、利兹看戏剧节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我见证了一个混沌的伦敦，一个分裂但又团结的伦敦，一个危险但又平和的伦敦，一个潜伏着许多种族、性别暴力问题又表面平静的伦敦。

站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远眺

　　如同一个老朋友，通过10年时间的沉淀，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这样在我的笔记里写道：

　　伦敦是这样一座浑身散发现代品格的城市——它的跨国公司遍布泰晤士河两岸，它的人口、种族、肤色、文化体现了一个现代移民国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它的白天和夜晚是不同的。白天属于资本主义，一个资本运转特别快速的城市。夜晚，属于波西米亚，属于社会主义，充满了和谐和生动。酒吧林立的苏荷、考文特花园或者像霍洛威这样的宽街是伦敦人夜生活的一个缩影。西区的唐人街一带也是夜生活特别丰富的场所，因为它就坐落在伦敦剧院聚集区。在这个区域，从歌剧、芭蕾到剧院区，形形色色的话剧表演，中医按摩、街头杂耍、杂技、脱口秀表演，攫取了大众的目光。在伦敦，目光是可以产生利润的。目光就是关注，就是资本的一个符号。目光的吸引力指数就是资本的升值指数。在伦敦，等号特别多。一声尖叫=一次商业表演的成功。一声汽车的汽笛声=一次资金的周转。一次地铁的启动，就是生命和死亡仪式的一次日常性交换。金钱=交换。一张戏票=35英镑，这是观看（眼睛的福利和身体脑力付出的交换，白天工作和夜晚消费的交换。有时候，一张价格不菲的戏票等于一次少女初吻的情感价值，一次披萨的消费，等于一个小时办公室劳动）的交换。

　　它的泾渭分明，它的不可救药的蓝天，让我忍不住喜欢这座城市。

　　这一次，我对伦敦的细节可谓观察细致，比如伦敦的建筑、伦敦的剧场、伦敦的书店、伦敦的交通、伦敦的马路。

　　就来说说伦敦的马路吧。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漫步伦敦，那么，这座城市的宜人处之一就是马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它的交通和马路管理系统健全，人行道宽广，充分考虑了行人的需要。且这些马路在功能性方面非常丰富和完善。比如在离国王十字车站不远的小道里，在一个马路和马路之间的转弯口，我发现这条马路的单行路线，在马路建造之初的规划里，就已经划定。所以我看到的是被马路设施引导的行车系统和行人系统。这种科学市政管理在亚洲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也很常见。

　　这次访问，可以称之为祛魅之后的返魅——我从资本主义的异化里跳出来，一不小心，又见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下的城市实践范例。如果说，前四次的伦敦之行，都未免带着一丝惊恐未定，唯独第五次，给了我十分坚定的信念：一座现代的城市，也必然是文化交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