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占据枢纽地位，对经济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具有关键意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在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国九条”连同后续出台的N项配套政策，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强监管、防风险、高质量发展成为资本市场及证监会的工作主线，凸显了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风险防控推动市场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思路。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田鹏/摄

　　引导长期资本流入科创企业

　　当下，A股市场“科技叙事”逻辑越来越清晰，集聚效应日益明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力也将伴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越来越显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将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源头活水。

　　在何海峰看来，支持科技创新及产业升级、加快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当前及未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任务。从“1+N”政策体系看，多项政策均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例如，上市公司层面，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资本市场输送优质标的，增强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吸引力；中介服务机构层面，加强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的监管，加快推进一流投行和投资机构建设，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科创企业提供更专业的融资服务。

　　此外，何海峰补充称，今年以来，证监会提出全面启动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支持未盈利优质科技企业发行上市，稳妥恢复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并强调尽快推出示范案例。这一举措旨在进一步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典型案例示范效应，引导资本向早期、创新型科技企业集聚。

　　谈及后续如何引导长期资本更加精准地流入科创企业时，何海峰表示，需在政策引导与市场自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要通过顶层设计凝聚发展共识、聚焦国家战略，又要借助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能，最终形成“政策搭台、市场唱戏”的良好格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具体来看，在政策导向的精准性方面，通过差异化的板块定位与上市标准（如科创板对“硬科技”的倾斜、北交所对专精特新的聚焦），明确政策支持方向，引导资本流向国家战略急需的科创领域，尤其是“卡脖子”技术环节，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方面，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注册制下市场对企业的筛选功能。例如，通过市场化定价、投资者自主决策等机制，让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获得资本青睐，避免政策过度干预扭曲市场信号；在监管与服务的协同性方面，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自主选择创造公平透明的环境。同时，优化政务服务，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监管“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

　　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当下，金融市场的开放已从“政策性让利”迈向“制度型对接”的更高维度。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不仅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战略选择，更是通过接轨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向世界释放“中国机遇”的主动作为。

　　何海峰表示，金融开放是建设大国开放经济金融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需充分发挥内外两个金融市场、两种金融资源的作用，涵盖行业准入、机构展业和资金流动等方面。

　　“其中，资金流动涉及单体机构合规风控体系建设、行业微观审慎监管以及货币当局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和跨市场风险传递仍是未来风险防控的重点，这需要国际监管合作。同时，大数据、AI等现代科技手段为做好相关平衡提供了技术助力。”何海峰称。

　　与此同时，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中国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机构关注和投资中国金融资产，将带来重要机会。

　　在何海峰看来，未来，金融市场以资本市场为主，更多金融资产交易将集中于此。我国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同时，将扩大国际一流机构在中国的商业存在和展业范围。在具体产品方面，通过香港的南下北上互联互通等通道已成为重要途径，未来以香港、深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节点的点对点通道式、额度式、分批次开放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何海峰表示，需在推进金融开放的同时，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强风险防控。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和机制，提升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需持续强化单体机构合规风控体系、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建立更有效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跨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国际监管协作，以更好地平衡开放与风险，推动中国金融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