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在2025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期间，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守住了底线，采取了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我们赢得了第一步。”
田轩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虽然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但仍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在外贸企业支持方面，应采取短期纾困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的政策组合。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在民营经济支持方面，要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切实解决融资难题，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
金融市场开放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在当前关税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市场政策，持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并鼓励外资更大程度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资本永远流向能够给它带来最高回报的地方。”田轩称。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要“出海”，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田轩表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本质上是一个突破发展舒适区的过程，由于需要面对其他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必须进行充分准备，这一过程确实充满挑战。
田轩认为，“出海”是中国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法宝之一。
从资本市场来看，田轩表示，中国的企业估值是比较低的。中国的优势明显：有庞大的市场，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这对于外资而言充满了吸引力。
不过，田轩提示道，尽管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已推出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但金融市场开放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自QFII制度实施以来，中国陆续推出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机制，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平均可为一国GDP增长贡献约1个百分点，其核心逻辑在于支持科技创新。田轩进一步解释，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分散创新投资风险，并提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强支撑。
田轩建议，下一步应继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吸引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除制造业外，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也需逐步扩大开放。他也表示，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应保持审慎，避免重蹈上世纪部分南美国家因过快开放导致汇率贬值、资本外逃、金融市场动荡乃至政治危机的覆辙。
“有序且持续的资本市场开放，对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田轩总结道。
仍然面临结构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但仍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部分领域存在“卡脖子”风险。田轩表示，从国内来看，内需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国际竞争来看，科技创新能力仍需持续提升。
内需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内消费能力方面存在制约。为此，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今年设定新增就业岗位1200万个的目标，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数据显示，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达80%，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提高其收入对拉动消费效果显著。
其次，消费意愿有待提振。尽管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但受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影响，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的新理念，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旨在消除制约消费的因素。
第三，消费场景需要创新升级。我国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6%，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显示出优质消费场景的拉动效应。需要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体验。
畅通国内大循环
在外贸企业支持方面，应采取短期纾困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田轩表示，短期内，可通过税收减免、贷款展期、利息优惠等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地方政府可视情况提供适当补贴。中长期则需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创新能力建设、国际市场拓展支持、海外投资风险保障等系统性举措，帮助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同时，外贸企业自身也要苦练内功，在科技创新、成本管控、供应链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并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田轩认为，首先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统一市场监管标准。其次要优化宏观政策实施，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建立政策效果动态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精准有效。
在民营经济支持方面，要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切实解决融资难题，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同时，政府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厘清与市场边界，推行“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
“这些政策举措需要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田轩建议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注重区域差异化施策，并完善监督评估体系。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将有效提升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