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的提法,首次见诸报端。
这是公认的“温州模式”第一声。此后3年,先后有约60万人到温州参观考察,1986年更是被称作“温州年”。当年的温州,轰轰烈烈,好不风光。
温州媒体曾有过统计:40年间,“温州模式”在《解放日报》上出现了161次,记录了温州不断探索闯关、谋求转型升级的艰难曲折。40年后,记者再到温州,回访“温州模式”:
如今,家庭手工业不再是主流,更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以供销员为纽带的销售方法也早已更新换代,网络时代下消息秒速交换,订单一键成交。还有观点更尖锐地指出,温州的增长数据一度不尽如人意。人才、科技和研发投入等短板可能限制了温州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温州模式”过时了?
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不在于家庭手工业蓬勃,不在于众多专业市场集聚,而在于民营经济发展勇立潮头的勇气,在于创新和改革的决心。
正如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所说,“中国民营经济前路在何方?温州始终是‘探路者’”。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当下,“温州模式”的意义,依然如昨。

1985年《解放日报》首次报道“温州模式”。
小商品,大市场
记者见到温州德赛集团总经理张文杰时,旁人介绍:“这是温州现在最‘火’的网红。”
张文杰成为网红的方式相当“热血”。美国挥舞“关税大棒”,这家鞋类外贸企业部分美国订单被紧急叫停。原本每天超过1.2万双的产能,不得不调整到6000双。有美国客户提出,已经生产的订单货物放着也是库存,不如半价卖给他们。这个提议,被张文杰果断回绝。
这段经历很快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张文杰强硬拒绝的底气,是“温州制造”的实力:2018年,中美首轮“贸易战”打响,有的海外品牌选择将订单交给东南亚工厂,结果成本高、品质差,反而影响了品牌发展。很快,这些订单又回到了张文杰手中。
就连一枚小小的纽扣,“温州制造”也有不可替代性。日本、意大利的部分工厂有生产能力,但是价格高昂,只能满足本地市场需要;印度、孟加拉国、越南也有纽扣厂,但只能做基础款,工艺复杂的做不了。对此,迈利达集团总经理邹青青分析:“到头来,成衣厂用纽扣,还是要找我们买。”

一间纽扣仓库。

一个销售纽扣的档口。
“温州制造”的发展如火如荼,“温州模式”功不可没。其中故事,要从40年前讲起。
1984年,求精开关厂在乐清县成立——这也是后来国内电气行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当时,柳市镇已经以电气产业闻名,整个镇上做低压电器的小厂起码上千家,生产的都是几元、最多不过20元的五金电器配件。
1985年4月中旬,《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桑晋泉到温州采访,记录下了这样的景象:千家万户投入生产的不仅是柳市。苍南县宜山区,生产的是一元钱左右一件的再生腈纶衣裤;永嘉县桥头镇,生产和经销的是几厘钱到几分钱一粒的小纽扣;瑞安县莘塍、塘下区,生产的是二角几分钱一只的塑料编织袋。当时的温州,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而这样的小商品照样做出了大生意。如宜山区再生棉纱、棉布,再生腈纶纱、腈纶针织衣裤等小商品,全年产值已达一亿五千万元,是这个区农业总产值的七倍。
把生产出来的小商品卖出去,靠的是供销员的脚力。1993年,邹青青的父亲在永嘉县桥头镇开办纽扣工厂,加入了供销大军。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胆子很大:“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外地,但他敢闯出去。坐运煤车、睡地板,直接到客户家里敲门推销,磨破嘴皮子。”
德力西集团副总裁胡成虎也曾是“十万供销大军”中的一员:“把温州沿海的鱼干、虾干带出去,作为伴手礼,当作跑供销的敲门砖。”
“走遍千山万水”,这是“四千精神”的第一句。为了“走遍千山万水”,温州的供销员们当时吃了不少苦头。胡成虎回忆,从温州到上海,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坐船,要20多个小时,遇到大风时走在船廊和甲板上,人像扭秧歌一样站都站不住,吐得一塌糊涂;乘车,则要到金华或杭州中转,车跑在砂石路上,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一路颠簸,仿佛在坐过山车。

德力西集团(温州)低压电器生产基地车间。

德力西集团(温州)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不过,这些苦头并未拖慢温州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步伐。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到永嘉县七都镇调研。当时,这个镇子已是知名侨乡,全镇6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只能看到嬉笑的孩子和聊天的老人,几乎不见青壮年。当地老人说,年轻人“都出国赚钱去了”。
当地镇政府提供给王春光的材料显示,1998年,全镇1.1万人中有8189人旅居法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24个国家和地区。
张一力则谈起早年到意大利访学时的见闻:小学时代同班的超过50名同学,竟有超过10名在意大利做生意。他们一开始做皮包生意,后来改卖羊毛衫,现在做快时尚生意。
“快时尚”能“快”到什么程度?张一力答:“用他们的话说,比温州的海鲜还要鲜。”
随着温州人走出去的空间不断拓展,以“小商品,大市场”为核心的“温州模式”不断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推广复制,“温州模式”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树立起标杆。
向新求质
几年前,美国市场订单还在德赛集团业务总量中占了一大半。2018年“贸易战”之初,张文杰尽力和品牌客户沟通,双方约定各自承担了一半关税成本。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教训却很惨痛。危机到来时,公司不掌握话语权,缺少自主性,无法有效应对风险。张文杰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000年前后,德赛集团开始接外贸订单,随着海外业务量增加,生意遍布全球。不过,一颗“不定时炸弹”也埋下了,德赛的订单始终以品牌代工为主,利润空间小,缺乏原创性。

德赛集团产业园区。

张文杰(左)和工人讨论产品设计。
而这样的“不定时炸弹”在温州并非个例,2000年举办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胡成虎带队参展。没想到,法国企业施耐德电气却一纸诉状将德力西告上法庭。法院最终以专利侵权为由,查封了德力西的展品。
不打不相识。2007年,德力西与施耐德成立合资公司。后来,德力西组织集团高层参观欧洲电气企业,胡成虎感慨不已:“百年工厂,1000个人就能做出12亿欧元的营收。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表现该多好。”
“‘温州模式’的进化,并非一帆风顺。”张一力分析,虽然制造工艺一流,但是温州企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对创新的支持和投入有限:产品大多是低端的,工厂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不愿任人摆布,就要把发展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年,温州民营企业不断谋求产业转型升级。胡成虎将“温州模式”又一阶段的新内涵总结为:向新求质。
如何向新求质?邹青青向记者展示了一款纽扣,在灯光下如钻石般闪亮。邹青青说,这是用氧化锆生产的,这种材料坚固、不易磨损,此前多应用于烤瓷牙。1800摄氏度高温烧制48小时,搭配钻石切割的工艺,才能做出这般质感。
研发一款纽扣,就要增加一条流水线,光是设备采购就要投入数百万元。同时,工艺把控更难,复杂程度更高,损耗率也更大。但是,在邹青青看来,这些都是值得的:“纽扣的附加值大大提升了。以前每粒树脂纽扣才5分钱,氧化锆纽扣每粒则可以卖到将近1元,而且还成了高端品牌的设计亮点。”
“原材料的投入和创新,别人很难模仿,生产原理和工艺门槛都很高,我们的产品独一无二。”对于自家产品,邹青青很是自豪。

邹青青向记者展示氧化锆纽扣。
订单集中,风险集中。在关税问题上吃过亏后,张文杰开始拓展市场,探索建立自主品牌,销售渠道的搭建则从直播电商入手。2020年开始,他每天直播4到6小时,一年至少直播300天,现在仍保持每周直播2天的频率,线上旗舰店粉丝数超过200万,“主播”张文杰也成了男鞋界头部IP。
直播之初,不标准的普通话是温州人张文杰的最大障碍。第一条视频,时长不到3分钟,他前后拍了100多遍。虽然视频拍摄令他几乎崩溃,但张文杰依然坚定地认为,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
最近这段时间,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张文杰反倒很是淡定。随着国内市场销路逐渐打开,美国市场的订单已降至公司整体业务量的30%。“关税战”开打以后,大批网友涌入直播间,通过下单表达对企业的支持。短短几天,公司自有品牌线上销量增长了三分之一。

德赛集团生产车间。
而在结束了当年的欧洲之行后,2011年,德力西启动芜湖基地建设,并于2012年开始布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原先上千人的车间,现在只要几十人就能运转。
从制造到“智造”,正泰同样一路转型升级,工厂通过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使每一个产品在各个环节实现可视化、数据化、可控化管理。同时推动集群产业链迭代升级,正泰带动产业链上400多家核心供应商、600多条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人均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创新不仅在制造业领域——作为一家从温州成长起来的企业,万洋集团2014年开始布局产业园项目,集约利用土地、统一建设开发、集中招商上下游企业、配套园区生活服务等,形成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万洋模式”。
与此同时,输出到海外的“温州模式”也实现提档升级。比如,温州青山控股集团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探寻发展空间,形成贯穿不锈钢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美国、印度等国家的项目相继上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
“我们以‘技术输出’的模式实现出海。零部件出口,当地组装。”胡成虎说,“利润大头留在国内,留给自己。”
创新才是创业
2024年6月,记者专访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张振丰。谈及“温州模式”时,张振丰说:“过去,创业就是创新;现在,创新才是创业。在新的历史阶段,温州的发展还会给出新的启示。”
温州的经济结构中,有几个鲜明的“90%”:在工业增加值、税收、就业等多个领域,民营经济都占了90%以上。回顾过去40年,张一力有个很生动的比喻: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温州温州对经济动向更为敏锐早知。
民营经济发展前路在何方?如今,温州仍然扮演着探路者、先行者的角色。
过去一段时间,受制于科技、研发、人才本地供给不足,不少温州企业选择走出去,以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上海是温商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00年前后,温州人在上海投资兴办的企业超过5000家,许多生产型企业纷纷在上海郊区建设工业园,天正、德力西、红蜻蜓、均瑶等知名企业均在其列。当时,在温州排名前10的企业全部来到了上海。
张一力曾和乐清的一家上市公司交流。该公司将研发总部设在上海,张一力好奇原因,对方便举了个例子:“我们在上海招聘,不少在上海的温州人前来应聘;在温州发招聘启事,对方却说如果岗位在上海,工资少一点也没关系。”而在温州商人中间,一度形成了“创业在温州、发展在上海”的共识。甚至认为,只有在上海这个“大码头”把生意做成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既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如何做大做强“地瓜经济”,温州早已在行动。2003年,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举办,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呼唤更多在外的温州人“回家看看”。2019年开始,温州又连续6年举办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该峰会不仅成为青年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交流合作的平台,也帮助温州吸引人才,留下人才。
2018年8月,温州获批创建全国唯一新时代“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先行区。几年来,温州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一系列温州的创建标准上升为浙江省级标准,一系列温州的创建经验先后由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发文推广。
前不久,记者到温州数安港采访,数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笑飞正和团队筹备5月16日开幕的2025年数安大会。到了饭点,戴笑飞还是忙得脚不沾地:“花时间吃饭太奢侈了,还是啃两口面包吧。”
中国(温州)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是“数安港”的全称。“港”的提法十分形象,数安港正在建立数据要素安全合规的交易平台,培育安全合规的生态环境,为相关数字经济企业提供“避风港湾”,是温州开辟发展数字经济新领域、新赛道的核心产业平台。近些年,温州精心布局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一港五谷”——中国(温州)数安港、中国眼谷、中国基因药谷、国际云软件谷、中国(温州)新光谷、中国(温州)智能谷。孵化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吸引新人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温州续写创新史、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一招。
这几年,不少初代温商选择退休,交由“二代”接班。凝结在“温州模式”中的温州人精神由初代温商开拓并发扬光大,如今,“二代”们接过公司经营的担子,也将精神传承下来。
邹青青说起父亲的大胆和创新——上世纪90年代,桥头的第一台进口激光机便是他花费数十万元从意大利买回来的,这在当时是笔巨款。而现在,公司里仍有一间小实验室,邹青青的父亲每天“泡”在里面,开发陶瓷纽扣的系列产品。
张文杰说起岳父的踏实和细心——岳父有两个习惯:每到过年,工厂里工人放假、产线停工,不管厂里有人没人,岳父都要去看一眼才放心;同样是春节期间,岳父每隔几年就会开车到江西、湖南等地,去公司几位高管家里拜年。在老人看来,企业也是个大家庭。
40年,“温州模式”代代传承,与时俱进,新时代的创新与改革也交由新一代温商谱写,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