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贷，重现校园。
近日，有在校大学生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在助贷平台线上营销推荐下进行了多次贷款，额度高达上万元，用时一时爽，但直到无力还款，陷入被催收窘境，才惊觉贷款风险之大，他直言，“天天被催收被威胁曝通讯录，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和生活”。
从分期到借钱，助贷再次将金融触角伸向大学生人群，然而反噬也很快到来，还款能力欠缺的年轻人，在逾期被催收后，毫不犹豫给平台打上“高利贷”“暴力催收”等恶性标签。
而这，并非孤例。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监管明令禁止小贷向大学生发放贷款的政策背景下，仍有部分助贷机构将触角伸向校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其中大多助贷机构通过与各类细分场景互联网平台合作，精准营销。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就邀请了数位大学生进行贷款实测，其中不少获得了贷款额度，年化利率高达24%。
助贷重袭校园，是机构的有意为之还是风控漏洞？对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向多家助贷机构进行了采访，独家获取了他们的一些声音……
不少大学生陷入债务漩涡
“一开始只是想买双限量球鞋，没想到最后欠了一万多。”大四学生林立（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两年前，他在一电商平台浏览潮鞋时，被平台推送的“分期借款”功能吸引。大二时，他首次通过该平台合作机构借款1.5万元，并按时还清。
初尝“甜果”后，他后续又多次尝试了贷款行为，但直到最近，他在该平台上申请的上万元贷款因断了收入来源，再无力还清。
“我也想还，但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林立无奈道，据其所述，他目前有近6000元贷款陷入逾期状态，每日都会接到不同的催收电话。“每天七八个私人号码催债，对方既不说是哪个机构，也不提供正式文件。”林立称，无休止地催收，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生活。
林立的遭遇，并非个例。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助贷机构通过电商、社交甚至本地生活服务平台隐性导流，向大学生发放贷款，有的实际年化利率甚至超过24%。其中，平台常将风险转嫁给合作金融机构，一旦逾期，催收链条模糊，学生深受其扰。
以一头部助贷机构为例，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位在校大学生实测发现，后者在填写个人信息、授权相关协议后，很快该机构就向多位学生给出贷款额度，金额2000元左右，年化利率达23.98%，显示放款机构为某小贷及其合作机构。
除了实测，北京商报记者在第三方平台搜索学生贷款等关键词发现，类似的案例竟高达上万条，其中大多学生反映在校期间被营销贷款，有的主要反馈所贷利息过高，达36%，还有的则称无力还款后被暴力催收，更有甚者直言遭遇套路贷，而这些平台中不少为助贷机构。
需要厘清的是，为了规范“校园贷”乱象，监管曾多次出台相关通知，明确小贷公司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此外，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同样要严守风险底线，审慎开展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并建立完善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和预警机制。
大消费行业分析师杨怀玉指出，前述助贷机构此类做法存在一定的合规性和道德风险，特别是对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学生来说，容易导致过度借贷。作为助贷机构，应当与合作金融机构共同承担起教育和引导的责任，对于不当催收问题，更要建立健全相应客户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催收行为合法合规。
有意为之还是风控漏洞？
校园贷明令禁止，为何还有机构屡踩红线？是有意为之还是风控漏洞？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方助贷机构，也获取了他们的一些声音。其中，大多助贷机构谈校园贷“色变”，紧接着就是“否认三连”，但也有机构直言，尽管在业务风控策略上，明确禁止向在校大学生开通分期或发放贷款，但实际操作中仍有难度。
“我们不是不想查学生身份，而是查不到。”某助贷公司从业人员坦言，目前多数机构无法直接接入学信网数据，只能通过年龄（如22岁以下）粗筛客群，但研究生、专升本学生或者一些超龄群体仍存盲区。
此外，也有助贷机构称尽管已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入学信网数据，但也不可避免会存在有学生贷款的行为，因此，目前大多助贷机构也会通过签署《非学生承诺函》等方式进行规避。
正如一头部助贷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用户申请阶段采用“风控识别+本人承诺”的方式判断用户是否为学生群体，是目前行业普遍采用的风控识别策略。若学生认真阅读协议链接并根据自身真实情况确认签署《非学生承诺函》，会极大程度提升平台风控识别能力，并将学生群体排除在互联网信贷服务之外。
“然而，在业务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学生出于个人消费需要，违背平台要求，假意签署承诺的现象。这无疑增加了平台的风控识别难度。”前述头部助贷公司相关负责人称，针对这种情况，平台往往只能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如在后期发现或识别出用户为学生群体后第一时间关闭相关服务，但这类补救在客观上对假意签署承诺的违规行为，起不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这是一笔得不偿失的生意，学生人群风险很高，我们也不想放款，但识别上确实有困难。”一助贷机构从业人员说道，目前助贷机构所服务的群体，相对较为下沉，受教育程度不高，实则无法单纯通过年龄来划分客群职业属性。
理论上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龄在22周岁，但真实情况下，三四线城市中，很多18、19岁的青年便可以成为蓝领职工，并且是能够提供稳定还款的优质用户。“助贷机构很难轻易放弃18—22周岁这部分客群。只能通过要求该年龄段的借款人签署非学生承诺函来规避合规风险。”助贷机构从业人员进一步称，“但实际上，我所接触过的多起学生群体借款案例，很多为了获取借款的学生，不仅会签署承诺函，还会在填写公司相关信息中找人串通，助贷机构无法就此判断信息真伪。”
尽管存在客观困难，但也不乏利益驱动者。北京商报记者在近日的实测中注意到，目前市场上就有不少机构设置的《非学生承诺函》“形同虚设”。
例如，一助贷机构在用户贷款申请环节中，采取多家机构、多份协议一键授权的方式，《非学生承诺函》被隐藏其中，并未显著提醒。
一助贷公司相关负责人称，机构涉足校园贷，一方面主要为争取未来的目标用户；另一方面，从业务实践来看，相较其他用户群体，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征信表现，整体不良率较低，优于大盘水平。
“确实会有机构被利益驱动，毕竟大学生有消费需求且信用风险尚可，加上身份审核不到位，一些机构选择铤而走险。”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行业内确实存在绕开监管的“灰色操作”。这类行为面临合规和信用双重风险，一旦出事，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声誉和法律责任。
联储证券研究院研究员易碧归同样认为，在监管明确禁止向大学生发放贷款的政策背景下，助贷机构将触角伸向校园，核心驱动力在于“蓝海市场”与超额利润。大学生群体消费需求旺盛（如电子产品、社交娱乐、培训、创业等），但无稳定的自主收入，且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据艾媒咨询估算，2024年大学生消费市场规模达8500亿元，部分机构瞄准这一“蓝海市场”，通过“砍头息”“服务费”等隐性收费规避监管，通过实际利率远超法定上限的产品获取超额利润。
业内认为，相关机构要注意多方风险，一方面是法律层面，若违反监管政策，可能面临整改、罚款甚至取缔等处罚；另外是信用风险，学生还款能力有限，违约率高，容易导致坏账；此外还有声誉风险，高利贷、暴力催收等事件，也可能引发舆论危机，损害机构品牌形象。
持牌机构严格合作方管理
无休止的催收下，校园贷阴影仍存。学生直言，“青春梦想”遭遇了“资本算计”，那么作为金融服务方，后续又该从哪些层面查漏补缺？
易碧归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防范校园贷，在身份识别、风控审核和合作业务方面的痛点兼而有之。其中身份识别技术有限，部分平台依赖学生自主申报身份，但学生可能使用虚假信息或借用他人身份申请贷款；此外，合作业务管理难度较大，部分助贷平台与电商、科技公司合作时，责任边界不明，在违法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外包服务商或代理商为追求业绩，可能放松审核标准，甚至主动诱导学生借贷。
对此，易碧归认为，机构后续在业务规范上，一方面可强化身份核验技术。放贷前，接入学信网、社保系统等官方数据源，结合人脸识别、活体检测等技术，确保借款人非在校学生；放贷后，定期抽查已放贷客户，对疑似学生用户启动二次审核。另一方面是优化风控模型。引入消费记录、社交关系、收入水平等多维度数据评估还款能力，设置贷款资金流向领域和额度限制，缩短还款周期，降低违约风险。
“尤其要严格合作方管理。与外包服务商签订合规协议，明确禁止向学生放贷，并建立追责机制；定期审计合作方业务，切断违规引流渠道。”易碧归说道。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进一步称，哪怕是持牌机构，也应当承担自主风控责任，不得将核心风控外包给助贷机构，对于存在诱导、欺诈大学生借贷的助贷合作方，应当及时采取惩戒措施，并将其踢出合作名单。
“在助贷新规下发过后，已有银行、消金公司陆续披露助贷合作机构与合作产品信息。建议持牌金融机构尽快响应新规开展披露动作，承担合作机构管理责任，同时，后续大学生群体如对标持牌机构官方渠道发现并无贷款合作，或假冒相关机构进行放贷，可向有关机构与部门进行投诉。”苏筱芮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