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边界不断拓宽。人工智能（AI）的普及催生了虚拟情感陪伴，降低了年轻人对现实情感的满意度。互联网推动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角色转变，深刻影响当代婚姻观与生育观。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其形态、关系与功能已与传统观念显著不同。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杨菊华教授近期发表的《家庭结构八大转变与政策回应》引发关注。她深入剖析了当代年轻人婚姻观、家庭观的转变及其成因。近日，杨教授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
家庭功能正在弱化
《中国经营报》：你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家庭规模缩小，一人户和二人户逐渐取代传统三口之家。这是时代特征吗？
杨菊华：是的，家庭规模缩小是当前最突出的变化。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平均规模从1964年的4.43人逐步降至2020年的2.62人，创历史新低。1990年首次低于4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3年，北京城镇常住人口家庭中，一人户和二人户占比分别为26.9%和33.8%；上海平均每户人口为2.62人。
全国范围内，2000年至2020年，一人户占比从8.30%升至25.39%，二人户从17.05%升至29.68%，分别增加17.09个和12.63个百分点。反之，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及以上户型占比均下降。2020年，1至3人户约3.76亿户，其中1至2人户约2.72亿户，二人户取代三人户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类型。“少生优生”“优生优育”宣传直接推动了生育数量减少，缩小了家庭规模。
《中国经营报》：一人户和二人户增加是否意味着子女功能减弱？年轻人对家庭的需求也在下降吗？
杨菊华：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的完善削弱了家庭对个体的必要性。养老保险普及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商品房改革改变了代际居住安排，社会分工细化使衣食住行可通过市场服务解决。家庭不再是年轻人生活的必需品，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提供了现实依据。
当代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性别平等、夫妻彼此尊重、共同成长与自我实现成为新时代的性别规范，家事共担、决策共谋成为夫妻关系的基准。低生育率减弱了子女作为父母婚姻“黏合剂”的功能。再加上数字技术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加剧了夫妻矛盾、降低了婚姻魅力、增强了婚姻的替代性，推动了婚姻制度转变，进而对家庭行为带来深刻影响。
年轻人革新婚姻观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婚姻对个体的效用减弱，家庭形成推迟、稳定性下降、脆弱性上升”，这是否反映了年轻人婚姻观的转变？
杨菊华：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对传统家庭理念构成颠覆。婚恋观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转向“宁不婚不凑合”，从盲目结婚到自由恋爱，从门当户对到自主选择，从“从一而终”到“各生欢喜”，婚姻逐渐去制度化，强调个体化。
生育观从“我要生”转向“要我生”。生育成为个人选择，“不婚不育保平安”“底线生育”等观念流行，无孩家庭增多。
家庭观从“以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婚姻和家庭不再被视为必须，年轻人更强调个体自由与独立，淡化传统家庭观念。
《中国经营报》：你曾对“互联网时代的家庭转变”进行研究，在数字技术时代，婚姻和家庭模式发生了哪些变革？
杨菊华：数字技术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加剧了夫妻矛盾、降低了婚姻魅力、增强了婚姻的替代性，推动了婚姻制度转变，进而对家庭行为带来深刻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们的生活场域与视野，扩大了交往空间，推动了婚育家庭观念的嬗变。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勃兴、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打破了小农时代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导致家庭结构、功能、关系及夫妻婚姻协商能力等的连锁反应，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家庭领域最深刻的变革。
互联网的组织与行为特征持续蚕食家庭功能，改变家庭职能的履行方式与场域。更多家庭行为从线下转向线上。人的交往对象从熟人社交转向陌生人社交，家庭成员关系进一步解耦。这些变化或继续弱化、异化传统的家庭功能，或改变家庭功能的履行模式与实现空间。
互联网时代的婚姻观、生育观、家庭观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可能改变家庭结构和功能，甚至带来组成“家庭”的更多样式，并暗含潜在的其他社会风险。
《中国经营报》：数字时代，你能预测一下未来的家庭模式吗？
杨菊华：家庭仍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家庭的“变”中之“常”植根于代际互惠、夫妻互补的工具理性，以及血缘与家伦的情感连接。血缘是天生且无可撕裂的既存事实。世界上最无法选择之事，就是代际和手足关系，构成人伦之基，呵护家庭的存续。家是一种本体化的存在，具有作为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之根、满足家人普遍且稳定的情感诉求的功能，也是一种存在的意象和精神性的象征，而这一功能是互联网等新技术难以替代的。家庭和孝道是人类本性的表达，构成维护家庭的重要纽带。在可见的未来，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子宫”和“摇篮”还会是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