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钱明辉、杨建梁

　　当人工智能模型的规模和能力不断提升，AI系统在更多社会场景中承担起辅助决策甚至直接决策的角色，其输出内容将不再是中立信息的简单组合，而是会逐步转化为面向人类社会的“行为建议”与“价值判断”。在这一转变中，数据集的构建不仅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边界，也成为其是否具备伦理责任与社会适应力的起点。数据集的道德负荷，正在成为衡量人工智能可信度、可控性与可接受性的重要维度。提升数据集的道德感知、道德质量以及推动其道德取向的演化，对于构建更具责任感的人工智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集的道德感知：智能伦理的治理起点

　　数据集作为人工智能认知、判断与决策的基础，其所承载的不仅是客观事实，更包含数据采集者的价值取向、标注者的社会认知、筛选机制的文化偏好。所谓数据集的“道德感知”，即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从设计、采集、处理到使用与废弃数据的过程中，系统化识别并管理其潜在伦理风险的能力。形成数据集的道德感知，要求在数据集构建之初就主动嵌入道德哲学、算法规则与社会规范的复合判断，通过结构化策略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表现。例如，引入隐私保护机制、偏见检测方法、权利平衡机制等技术与制度手段，使数据集成为“可被信任的原料”，而非“风险输入源”。

　　当前，数据集面临的伦理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代表性偏见的系统性失衡。大量公共数据集在性别、年龄、种族等维度上的标签分布严重失衡，导致模型输出倾向某一群体。例如，在医疗领域，某些疾病诊断模型因训练数据中缺乏少数族裔样本而会降低对该人群的识别准确性。在金融领域，信用卡欺诈检测模型的训练数据往往严重偏向高收入群体交易模式，使得特定人群更容易遭遇无故锁卡或支付延迟。第二，隐私侵犯的伦理争议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饥渴”正在突破伦理边界，某些系统通过爬虫技术抓取未经授权的社交媒体内容，构建包含用户行为轨迹的“数字人格”数据库。此类实践不仅侵犯个人数据主权，更可能衍生出深度伪造等滥用风险。2023年6月，美国加州克拉克森·斯佩里律师事务所就对OpenAI及其投资方微软发起集体诉讼，指控其未经许可收集、泄露数百万用户个人信息，并秘密爬取聊天记录、社交对话等大量个人数据。第三，决策黑箱的技术治理困境。数据标签标准模糊与溯源机制缺失，正在制造难以穿透的算法黑箱。2019年，计算机视觉基准数据集ImageNet因包含大量带有种族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被迫下架60万张图像。2023年10月，《卫报》披露，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DWP）使用的AI系统在未公开算法细节的情况下，错误地将部分合法申请人被错误标记为高风险对象，导致数百名申请者的福利支付被暂停或延迟长达数月。这些事件揭示，当数据生产缺乏透明规范时，技术中立性将难以维系。

　　强化数据集的道德感知，不仅是提升技术安全性的工程问题，更是构建智能系统公信力的伦理前提。从源头发现与纠正偏见，明确数据权属与授权边界，推动数据治理向“透明、可控、负责任”演进，才能真正打破“低质量输入-歧视性输出”的恶性循环，为AI系统构建起公平性、正义性与可接受性的基础。同时，道德感知机制也能够为后续的伦理审查、模型评估与合规监管提供制度起点，使智能系统的“价值导向”从被动防错走向主动向善。从长远看，数据集的伦理治理将成为引导技术与社会价值共生演进的战略支点。正如算法的准确性需要数据集质量的保障，AI的可接受性同样离不开道德维度的输入与校验。

　　二、数据集的道德提升：算法技术的应用要点

　　实现数据集的道德提升，不仅是理念层面的伦理觉醒，更是算法体系、数据治理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构建一套具备可操作性的技术框架，包括伦理标注体系的构建、价值观的嵌入机制以及道德偏误的评估工具，从而全面支撑数据集在隐私保护、公平性、安全性、可追溯性等关键维度的伦理表现优化。

　　首先，构建伦理标注的范畴化分类体系，是提升数据集道德层次的结构根基。数据集中的伦理风险具备高度的多维性与动态性，需通过系统化的标注体系实现结构化管理。伦理标注不再局限于“是否敏感”的二元判断，而应分层次、分领域设定评估标准，从而为数据集的伦理合规性提供结构性保障。例如，通过构建“公平性-隐私性-文化敏感性”三维标签系统，可以对每一个数据子集标注其所涉及的群体属性（如性别、年龄、地域）、数据来源（是否公开、是否授权）以及可能触发的文化敏感问题（如宗教符号、民族标签等）。通过这一分类体系，数据集的伦理风险得以结构化治理，从而为后续的道德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将价值观嵌入分类权重优化机制，是构建算法模型伦理内核的关键路径。伦理性不仅应体现在数据表层的标签控制上，更应在模型训练过程中被嵌入为内在约束条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一就是将特定伦理偏好的表达，转化为模型训练中的权重设置或损失函数项。例如，在金融信用评估模型中，可针对性地降低“受保护特征”（如种族、婚姻状况）在决策中的权重，或引入“公平损失项”，惩罚不同群体间输出差异过大的模型参数更新。同时，价值观嵌入机制还必须具备文化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部署AI系统时，需结合当地伦理规范进行参数动态调整。例如，欧盟GDPR强调数据最小化与知情授权，在欧盟训练的语言模型需严格排除用户隐私性文本；而在中东国家部署视觉识别系统时，应主动屏蔽含有宗教或性别敏感性的训练图像，避免触发社会冲突。通过这一机制，算法模型能够更好地体现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实现技术与道德的深度融合。

　　最后，明确并量化道德偏误的关键评估指标，是衡量数据集伦理表现的重要依据。任何治理机制若缺乏评估反馈，均难以实现可持续优化。为此，建立一套系统性、可量化的伦理评估指标体系，是推动数据集的道德提升从策略层落地为实践成效的必要条件。该指标体系应覆盖群体公平性、系统透明度、责任链可溯性三个核心维度。在群体公平性方面，常用指标如群体歧视指数（GDI），可用于衡量模型在不同群体上的准确率、召回率等指标差异。例如，在招聘简历筛选模型中，若女性候选人的平均录取概率显著低于男性，GDI值将上升，触发算法调优流程。在系统透明度方面，可采用解释性评分与透明度得分评估模型输出的可追溯性，例如判断模型是否能对某一预测结果提供可被人类理解的因果路径。在责任链可追溯性方面，指标如责任链长度可用于追踪决策中涉及的层级与参与模块，有助于建立起端到端的问责机制。例如，通过区块链或可验证日志系统记录数据从采集、标注到模型输出的全过程变更信息，当模型产生歧视性输出时，系统可快速回溯至某一数据采集批次或标注阶段，而非将责任归咎于最终部署者。

　　三、数据集的道德演化：智能世界的责任支点

　　数据集的道德演化是人工智能迈向可信、可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点。随着人工智能深入医疗、教育、金融、司法等社会核心领域，数据集不仅限定了模型的能力边界，更承载着对公共利益和人类价值的深刻回应。未来，数据集不应是静态的孤岛，而应被构建为具备反馈机制、自我修正能力和伦理感知能力的动态系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实现动态适应性，是开展道德型数据集建设的基本路径。面对现实世界中不断涌现的新风险与偏误，传统一劳永逸的数据构建方式已难以为继。通过引入实时反馈机制，AI系统可在发现问题后即时回溯并更新训练样本，形成“偏差检测-语料修正-模型更新”的伦理闭环。与此同时，联邦学习等技术也提供了更安全的数据协作框架，实现“数据不出域、模型常更新”的隐私友好型迭代，推动道德优化成为数据生命周期内的常态行为。

　　实现跨文化兼容，是推动数据集生态全球普惠可用的关键要求。道德标准存在文化差异，数据集必须兼顾本地价值与全球通用性。在不同社会中，对权利、亲属关系、宗教表述的敏感度各不相同，需在训练数据中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数据集开发者需要在东亚文化中强化家庭伦理语义的精细化标注，在中东区域部署图像内容过滤机制以规避潜在文化冲突。同时，数据集管理者应结合区块链等可追溯技术，构建跨国流通过程中的审计机制，保障数据修改的透明性与合规性。

　　实现生态友好性，是数据集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未来的数据集不仅需提升系统效率，更应内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在交通、能源、建筑等应用中，训练数据集中应加入碳排放、能效比等指标，从而引导智能模型做出“低能耗、高责任”的最优决策路径。当数据集具备环境标签，AI系统才能在复杂决策中同步考虑生态影响，真正支持绿色智能社会建设。

　　面向更长远的目标，数据集还需具备伦理学习与情境判断能力，从而进一步迈向“道德自适应”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数据集需要覆盖多样化的伦理情境样本，还需要包含复杂场景中的冲突案例与决策反馈记录，使AI模型能在训练中识别伦理要求并学习权衡机制。例如，在涉及紧急医疗或公共安全的模拟数据集中，应构建“隐私让渡-公共利益最大化”类标签结构，并附带不同应对策略的效果反馈，帮助模型识别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基于“最小侵害、最大效用”原则调整行为边界。同时，还可以通过引入强化学习标签结构，记录模型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路径，使其在持续训练中形成可迁移的情境判断机制。今后，数据集将不再只是规则编码的静态容器，而是AI伦理判断能力持续成长的语义土壤。

　　有道德的数据集，将成为构建美好智能世界的必要前提。当人工智能能力不断突破认知边界，其所依赖的数据集也必须同步承担起更多“价值判断”与“社会责任”。道德负荷不再是数据集的附加任务，而是其构建逻辑、筛选机制与输出效能的内在组成。未来，谁能率先构建起“可治理、可对齐、可持续”的道德型数据集体系，谁就将掌握推动人工智能走向可信与共识的主动权。在通往责任智能的道路上，数据集不是机械中立的，而应是有温度、有立场、有约束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数智融合的信息分析方法创新与应用”；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档案数据化关键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致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应芷安博士后在本文完成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