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

　　近期关于亚洲货币的强势上涨引发人们关注，新台币两天暴涨10%，港元触发联系汇率的强势兑换保证水平，新加坡元飙升至近十年最高水平，人民币离岸汇率周二大涨近0.91%，升至去年11月以来最高，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等也涨幅较大。

　　5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Stephen Jen警告称，随着亚洲国家抛售其持有的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美元可能面临2.5万亿美元的“雪崩式”抛压。作为华尔街的“大佬级”人物，Stephen Jen曾提出过著名的“美元微笑曲线”理论，在金融界享有盛誉。去年8月份，他预测，人民币或将升值10%，他的逻辑也很简单，随着美联储即将开启降息周期，中国企业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可能会失去吸引力，从而引发大规模抛售，将资金转回国内。

　　此次亚洲货币的走强，仍然是这个逻辑。

　　5月3日以来港元三次触发强方兑换保证。3日和5日香港金管局两次卖出560.71亿港元，5月6日，香港金管局再接78.12亿美元沽盘，向市场注资605.43亿港元。金管局共向市场注资1166.14亿港元。

　　6日早上纽约交易时段再次触发联系汇率机制下7.75港元兑1美元的强方兑换保证，金管局再度入市承接美元沽盘，向市场注入605.43亿港元。

　　根据香港自1983年起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兑美元存在正常浮动区间：7.75（强方兑换保证）至7.85（弱方兑换保证）。如果港元汇率触发强方兑换保证，香港金融管理局会买美元、卖港元，将港汇稳定在不高于7.75的水平；如果港元汇率触发了弱方兑换保证，则进行反向操作，将港汇稳定在不低于7.85的水平。联系汇率制度旨在确保货币及外汇市场运作顺畅。港元上一轮触发强方兑换保证是在2020年。

　　而5月2日，新台币突然暴涨3%，震撼资本圈；5月5日，新台币盘初再度暴涨4%，为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更是刷新1988年以来37年最大单日涨幅。据wind数据，美元兑新台币在5日一度跌破29关口；近日新台币有所回落，5月7日中午仍然在30以上运行。

　　对于亚洲货币的突然上涨，市场猜测是否有可能是美元的疲软并非源自某种协调性协议，也就是市场盛传的所谓《海湖庄园协议》，但是相关方面出面否认，相关方面澄清，“美国财政部未施压要求本地货币升值”，韩国财政部部长日前承认，将与美国财政部进行汇率问题的“工作层面磋商”。

　　普遍认为，一方面美元的疲软跟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减弱有关，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超预期下滑，贸易冲突可能引发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关于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增强，特朗普一再施压美联储降息等等因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资金向其他市场流动。

　　而以上因素导致出口导向型亚洲国家，这几年庞大的顺差所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开始被抛售。这可能是民间所为，比如一些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企业，一方面前期美元涨幅过高，本币跌幅过大，出现美元市场疲软的迹象，他们就会转手做多本币，抛售美元。笔者认为，近几年，亚洲货币过于弱势，跌幅过大，顺差企业都是拿美元不做结汇处理，现在则是集中抛售，导致了本币的暴涨。

　　美元指数自4月中旬跌穿100点之后，该指数在100附近震荡，美元指数自2月高点已下跌约8%，而美元的弱势符合特朗普此次发起的重构全球贸易秩序的整体框架，就是有意让美元大幅贬值。这也得到华尔街投行的回应。

　　5月1日，高盛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元目前被高估约15%，这一估值错配主要由全球资金追逐美国卓越回报前景所驱动。随着美国回报优势逐渐减弱，美元的高估状态可能将逐步纠正。

　　高盛利用模型测算，美元对贸易加权指数中的货币高估约15%，主要体现在对日元、人民币、欧元和加元的错配上，其中对日元和人民币的错配最为明显。

　　该模型认为，当前美国实际经常账户赤字约4%，如果经常账户赤字缩小至2.6%，将对应约16.5%的美元调整；若进一步缩小至2%，则可能导致22%的美元贬值；若降至1%，可能需要31%的美元贬值才能实现。

　　以上研究是基于特朗普实施的未来“对等关税”政策实施，赤字较大幅度地减少，这就是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美元汇率将做大幅调整。

　　从目前形势看，2025年一季度美国GDP实际环比折年率从2024年四季度的2.4%快速下降至-0.3%，主要拖累为进口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美国经济在贸易战的影响下，市场预期主要以衰退为主，美联储继续降息，如果欧洲经济不出现较大的波动，则美元下行的动能仍然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