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高容亏100%，武汉打造3000亿元母子基金集群
近日，为破解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创新难、融资难、引才难、准入难等问题，武汉市制定出台了《武汉市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也被称为“民营经济政策20条”。
其中一项政策引起关注，武汉明确发展耐心资本，允许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政府引导基金在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的出资比例最高可达50％。
这并非国资创投类基金首次出现100%容亏。今年以来已有广州开发区、深圳南山区等多地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基金内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对记者表示，国有资本不断提高容亏率，释放出支持战略转型、鼓励创新探索和应对周期波动三大信号。单项目允许100%亏损但整体投资组合风险可控，体现了“鼓励试错、动态平衡”的考核理念，促进国资从单一财务回报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创造。
打造3000亿元母子基金集群
最高容亏100%
根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谢济全出席发布会时介绍，为支持科技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武汉将大力发展耐心资本，一方面做强做优政府投资基金，推动组建江城基金、武汉基金两只政府投资基金，未来五年将联动社会资本打造3000亿元母子基金集群，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发展；推动武汉市获批成为银行股权投资（AIC）试点城市；引进保险资金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同时，武汉将大力发展股权投资机构，吸引社会化股权投资机构在汉聚集发展；还将大力打造股权投资基金矩阵；完善股权投资支持政策，营造宽松的股权投资发展环境。
他介绍，根据新措施，将放宽政府投资基金对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出资比例，最高可达50%；国资基金可与民营企业按1:1比例出资；不对单只基金、单个项目盈亏考核，综合评价引导基金的整体效能；种子期、天使期直投单个项目最高可允许100%亏损等。
据了解，武汉基金、江城基金将围绕“965”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力度，聚焦光电子、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五大优势产业和量子科技、通用人工智能等十三个领域未来产业，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重大项目招商。其中，江城基金重点聚焦泛半导体产业领域，围绕链主企业及相关产业项目进行投资，聚芯成链，集链成群，加快打造武汉市泛半导体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武汉基金和江城基金已累计投资418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1600亿元。
政策“破冰”
多地探索国资创投容错机制
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重要力量，国有资本在传统考核机制下，面临着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与“投早投小”的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特点存在一定冲突。
为解决国有资本基金管理人不敢投、不敢退、怕担责等问题，今年1月出台的国办1号文《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的容错机制。遵循基金投资运作规律，容忍正常投资风险，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考核评价体系，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鼓励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完善免责认定标准和流程。
顶层设计“破冰”，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提高国有资本股权投资的容错率。
2月，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实施细则的通知》，提出“在受托管理机构尽职尽责前提下，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项目最高允许出现100%亏损，按照直投资金投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考核”。
3月，深圳发布《南山区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提出设立总规模为5亿元的战略直投专项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基金内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
此前，包括上海、无锡、成都等多地都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开始探索完善考核机制，针对不同阶段的基金设置较高的亏损容忍率，从30%到80%不等。
母基金研究中心对国内46家主流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调研显示，57%的机构已经建立了尽职免责机制，30%正在筹建。业内多数基金管理人认为，此类容错机制的设置十分有必要，有利于更好发挥管理人的投资积极性。不过也有管理人指出，随着国有资本基金容错率的“市场化”，国资创投将会真正走入深水区，投资风险整体升高是必然趋势。
其次，高容亏率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考核机制套利风险的产生。“如果容亏率设置过高，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放松成本控制，甚至出现滥用资金的现象。而且，若风险准备金、亏损弥补规则（如用未来年度奖励资金补亏）执行不严，还可能出现‘用新项目收益掩盖旧项目亏损’的财务操作，削弱容亏机制的实际激励效果。”田利辉指出。
因此，田利辉建议，需要建立“投前-投中-投后”全流程风控体系，对种子/天使项目实施动态跟踪评估，及时终止技术路线落后或商业化进度滞后的项目，避免无效资金沉淀。需要推行“一企一策”差异化考核，将容亏额度与团队专业能力、项目技术壁垒等指标挂钩，防止政策红利被滥用。需要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联合投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分散风险，减少国资单一主体承担的系统性损失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