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邓浩上海报道

　　当下的汽车产业链波云诡谲，除了电动智能化狂飙猛进，地缘政治不断对供应链施加巨大影响。

　　就在2024年，欧洲汽车制造业刚经历一场风暴。在电动化转型、本土整车品牌销量下滑等影响下，博世、采埃孚、大陆等众多Tier 1纷纷选择裁员过冬。

　　德国老牌巨头马勒MAHLE集团（下称马勒）也不例外，拟于2025年对位于斯洛文尼亚的生产基地进行裁员，同时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波黑和匈牙利。自今年1月1日起，其事业部更是从5个合并为3个，管理董事会缩减至4名成员。

　　在这场电动转型变革中，如何不下牌桌？面对关税、贸易战博弈，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又将如何应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

　　4月23日，马勒董事会主席兼CEO Arnd Franz及马勒中国区总裁沈梁玉，在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记者专访中表示，每年投入5.4%用于研发，转型后更注重本地研发能力建设；面对价格竞争、成本压力，疯狂进行技术迭代，追求技术和成本的综合优势；今年年初，已调整全球产能布局，中国成为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全覆盖、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区域，项目团队能独立完成项目。

　　（以下为采访实录，有删节）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中国市场对新技术和新概念接受度较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技术迭代速度快。马勒如何防止在这方面被边缘化？

　　Arnd Franz：马勒在中国有几十年经验，与客户关系紧密。我们有清晰的2030+战略，聚焦电气化（智能充电、高效电驱动）、热管理业务，还在生物燃料、合成燃料（包括氢气）领域保持合作。

　　我们在中国不断扩大研发能力，上海和常熟设有技术中心。贴近客户，了解需求，凭借专业技术和德国总部支持，通过快速技术迭代保持竞争力。在软件方面也有诸多工作，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产品就包含软件部分。

　　沈梁玉：中国马勒每年投入5.4%用于研发，转型后更注重本地研发能力建设。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得好，欧洲企业需接近客户。我们在热管理、电气化等领域具有专业能力，战略清晰，无论面对何种车型，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并满足客户需求。依靠技术专业度和德国总部的支持，做好本地研发管理，通过技术迭代保持领先。

　　《21世纪》：中国OEM对创新速度和传统汽车供应商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Arnd Franz：一方面，在中国与客户保持密切日常互动；另一方面，应用最新开发技术，比如用于模拟和设计的人工智能，它能将某些开发步骤的速度提高100倍甚至1000倍。

　　在合作中，我们更注重提前研究客户痛点并提供解决方案。比如在热管理方面，帮助客户提高车辆续航里程、解决噪音问题，研发新技术提高能效。针对制冷剂切换问题，我们提前研发好相关技术，能提供双系统解决方案，降低成本、减小尺寸、减轻重量，切实解决客户问题。

　　《21世纪》：很多中国车企对成本特别敏感，作为供应商普遍也会遇到“年降”问题，马勒如何应对？

　　沈梁玉：我们深知成本在中国市场是关键话题。马勒利用供应链优势，整合本地和国际供应商资源提高成本效益。公司核心宗旨是“efficiency in motion”，注重提高效率，在技术和成本间找到综合平衡点，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与本地供应商紧密合作，避免单纯降低材料成本带来的后遗症，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我们应对“年降”压力的方法是疯狂进行技术迭代，追求技术和成本的综合优势。公司设有“作战室”，分析市场情况后持续改进。感谢总部支持公司转型，授权本地研发，让我们能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21世纪》：马勒将如何调整全球产能布局？

　　Arnd Franz：今年年初，马勒已调整全球产能布局，明确亚洲市场区域，中国成为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全覆盖、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区域，项目团队能独立完成项目。印度等地区也实行区域化管理，德国总部与中国联系紧密。

　　马勒支持自由贸易，认为其对全球人民的收入、财富和幸福更有利。希望关税协商尽快结束，因为拖得越久，对各国经济伤害越大，会影响车辆生产数量、增加成本，破坏世界经济网络和贸易信心。目前只能关注其发展，尚无特别应对措施。

　　《21世纪》：800V高压平台正在逐渐普及，马勒对此有何准备？对下一代电气化产品有何战略？

　　Arnd Franz：我们早在5-7年前就预见到800V平台的趋势，有车载充电器、DC转换器、均衡器等一系列相关产品，并将继续开发该产品组合。电气化战略聚焦智能充电和高效电驱动。在智能充电方面，车辆端、基础设施端和储能端都有很多创新工作要做。我们还开发了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已成为无线充电的世界标准，这将是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