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4月26日，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市场调控工具上仍有空间，必要时通过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政策利率，为银行体系释放更多长期资金，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沈建光还指出，会议首次将“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纳入政策工具箱，是对“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深化。
二季度需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NBD：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还强调，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加力支持实体经济。对于其中货币政策的表述，你有哪些评价？
沈建光：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对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的延续，强调“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加力支持实体经济”，这是由当前形势所决定的。
一方面，当前价格水平持续偏低。一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速4.6%低于实际GDP（5.4%）。GDP平减指数连续8个季度负增长。截至2025年3月，CPI同比连续25个月低于1%，PPI当月同比连续30个月负增长，导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被动上升。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可能会逐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二季度需要加大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以提供支持。
此次会议明确释放出保持流动性充裕、适时运用总量工具的信号。当前中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市场调控工具上仍有空间，必要时通过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政策利率，为银行体系释放更多长期资金，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同时配合财政政策（如特别国债）和平准基金来平稳市场，以扩大内需来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冲外部风险。
需探索财政补贴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机制
NBD：会议强调，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对此，你有哪些解读？
沈建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强化对特定领域的金融支持。主要目的是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改善市场流动性，推动资金流向重点领域，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在科技创新方面，利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科技创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性融资担保等财政金融手段，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方式，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DeepSeek的成功再次验证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造性和韧性，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也是推动中国创新的关键。当前，民营企业在不少领域还是存在市场准入受限的问题，平台公司上市也比较困难。中国经济在创新模式、监管安排以及对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方面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在扩大消费方面，消费品以旧换新目前主要是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进行购买补贴，但设备更新除了购买补贴之外，还有对以旧换新贷款提供的贴息，人民银行还为此安排了5000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当前各类机构在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和探索金融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模式，但同时金融机构面临较高的息差收窄和风险防控压力。为了更好落实“大力提振消费”政策部署，更好地发挥消费金融，特别是消费信贷在提振消费上的作用，需要探索财政补贴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机制。
在稳定外贸方面，目前外贸的结构性工具较少，可能主要是引导银行加大对受外部影响较大的外贸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提供短期流动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受影响的企业，转向国内市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一些商品消费领域，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显著超过美国，如2024年中国汽车年销售量达到3100万辆，而美国只有约1600万辆。为了帮助外贸企业快速开拓国内市场，京东已经宣布推出2000亿元的出口转内销扶持计划。
提振消费的政策还有增量空间
NBD：会议指出，尽快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扩围提质实施“两新”政策，加力实施“两重”建设。对此，你有哪些见解和建议？
沈建光：会议首次将“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纳入政策工具箱，这既是对“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深化，更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布局。提振消费的政策，我认为还有增量空间。
一方面，服务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据估算，2023年中美两国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差较大。中国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仅为17.9%，远低于美国的45.8%。从消费结构来看，这一差距同样明显，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整体消费的46.1%，而美国服务消费的占比高达68.5%。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不易透支未来消费能力，也有利于吸纳更多就业岗位。进一步加力扩围“以旧换新”政策，可以考虑推广至服务业，发挥服务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养老保障仍有改善空间。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内部差距较大，这些公共服务上的差异也阻碍了消费增长（尤其是农村消费）。以养老金为例，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大约为6000元左右，城市企业退休职工大约为3000元左右，而农村居民仅为220元左右，这也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此带动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职工、公务人员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差距，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