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已超84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外卖骑手、直播主播、自由程序员等新职业，正成为就业市场的“稳定器”，但随之也暴露出劳动权益保障等新难题。面对“制度保障跟不上、技能培训接不住、治理方式不适应”三大痛点，目前单靠修修补补的政策已难奏效。只有通过“制度破题、能力筑基、服务增效”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才能破解新就业形态面临的保障难题，助力高质量就业新路径。

　　市场特征与社会价值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写传统工作模式。平台经济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催生出三类新型就业关系：一是“算法调度”型就业，如外卖骑手的工作全由平台算法实时派单，劳动者不再听命于“上司”，而是遵循代码指令；二是“流量共生”型就业，像直播主播依赖粉丝打赏生存，与受众形成“利益共同体”，收入高低直接取决于关注度；三是“云端接单”型就业，如程序员通过网络平台承接全球项目，工作地点自由、任务灵活。新技术及其应用催生出的就业新形态正推动就业市场呈现三大趋势：去雇主化（多数从业者脱离固定单位）、去场所化（劳动空间向线上延伸）、去固定化（多平台就业成为主流形态）。

　　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三方面：市场更高效——算法能像“智能调度员”一样，快速匹配人力、资源，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就业更灵活——平台用工如同“即插即用”的插座，随时吸纳劳动力，缓冲经济波动冲击；发展更公平——山区农户通过直播卖货、偏远地区设计师在线接单，数字技术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机会。这种变革既激活了个体的创造力，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推动经济模式从“集中式”向“分布式”升级。

　　三重治理挑战

　　新就业形态对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总量和规模、改变就业市场结构、保障和维护基本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就业形态对我国现有劳动法规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管理和监管以及社会发展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是制度与权益的矛盾。新就业形态对传统劳动法律体系提出根本性挑战。传统劳动法基于“雇主-雇员”关系，以“从属性劳动”为核心要件，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身处“平台-个人-用户”的三角关系中——既非传统雇员，又非完全独立主体，形成法律保护的“无人区”。由于法律保护不足，使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影响从业者的积极性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技术与人力的矛盾。数字技术发展迅速，而人力资本积累相对缓慢。大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缺乏应对技术升级的知识，且受制于平台的数据控制权，随时面临被技术淘汰的风险，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和职业发展受限。

　　三是治理与生态的矛盾。传统治理体系依赖标准化、周期化的管理工具，与数字就业生态的即时响应需求产生“时差效应”。政策供给滞后导致公共服务不匹配，监管数据碎片化削弱了治理效果。这反映出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生产力的特性。

　　这三重矛盾构成新就业形态发展的“不可能三角”：当算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时，制度滞后加剧权益风险，技能断层威胁发展可持续性，治理失序放大系统性风险。破解困局需以协同治理重构保障体系——通过法律划定数字时代的权益边界，依托能力建设打开职业发展空间，借助数字治理提升服务响应精度。

　　构建“三位一体”保障体系

　　新就业形态涉及平台、劳动者及用户等多方关系，要求保障体系必须兼具制度韧性（应对模糊法律关系）、发展弹性（适应技术快速更迭）和服务柔性（匹配灵活就业特征），形成“法律保底线、能力筑根基、服务提质量”的治理闭环。

　　制度破题：重塑劳动保障规则

　　面对传统劳动法不适配形成的法律保护“无人区”，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建立分类治理框架，可依据劳动的从属性特征，将新就业形态分成三类：一类是从属性劳动（日均工时≥8小时），应强制适用劳动法，要求平台承担五险一金，建立算法透明度审查制度。最高法已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认定劳动关系。另一类是自治性劳动（日均工时≤4小时），采用“按单计保”模式，开发商业保险覆盖职业伤害，政府以税收优惠激励平台参与。再一类是中间型劳动（4—8小时），创新“灵活保障账户”，由政府、平台、个人按比例共担保障支出，实现权益积累可携带化。

　　社会保障体系需同步转向“任务流关联”模式。针对新业态收入来源碎片化、流动性强等特点，可建立“接单即缴”制度，平台按每单交易额的百分比自动划转社保费用，提前约定平台与劳动者承担比例，政府对积极缴费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同时，可引入数字信用积分体系，将准时率、客户好评等数据转化为积分，积分越高，医保报销比例和养老金标准越高，实现“多接单多受益”。

　　算法治理需设立“阳光规则”。要求平台公开派单逻辑核心参数，建立极端场景熔断机制，如恶劣天气自动延长配送时间等，并通过数据确权明确劳动者对行为数据的收益权，如主播打赏收益中应包含“流量分红”，可防止算法变成“电子监工”，让技术进步真正惠及劳动者。

　　能力筑基：构建人力资本升级系统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迭代速度快过劳动者技能更新的困境，需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能力升级体系，让劳动者“学得会、用得上、有奔头”。

　　首先，建立技能认证新体系。将零工经济中的碎片化技能拆解为标准化“技能单元”，例如直播话术设计、即时配送路径优化等，通过微证书制度实现跨平台学分积累，劳动者可兑换学历认证或创业贷款额度，打破“没学历难晋升”的困局。

　　其次，推动产教融合新模式。传统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时间差”，需构建“平台-院校-企业”协同育人机制。采用“工学交替”模式，将生产场景转化为教学资源，如快手与职业院校共建直播电商工坊，学员上午在直播间实战带货，下午学习流量运营、合规应答，培训后可以快速上岗；依托平台实时用工需求更新课程，如某地快递爆单时，立即开设“智能分拣设备操作”速成班；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用VR模拟高危场景，让外卖骑手练习安全配送。这种协同育人模式，让课堂变成真实的“直播间”和“配送站”，切实打破教育与产业的“玻璃墙”。

　　最后，实施终身学习新保障。技术迭代导致技能“保质期”缩短，为此需建立双重支持机制，如“技能充电券”：由政府每年向劳动者发放一定额度，用于购买平台认证的课程，如“AI绘图工具应用”“无人机维护技术”等；如“再培训救济金”：设立专项基金，对因技术淘汰失业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月份的生活补贴和免费技能重修，确保“掉队者”有机会重返赛道。这种支持机制将技能投资从“个人苦撑”变为“社会共担”，即由企业通过税收优惠支持培训，政府提供资金托底，平台开放学习资源，形成“能力升级共同体”。

　　服务增效：创新精准化治理模式

　　当前，提升公共治理尤其需用数字技术重塑治理方式，让政策服务像“点外卖”一样精准触达。

　　第一步，积极构建“智能监测网”。通过大数据掌握劳动者收入波动、工作时长等指标，一旦发现某人连续数月收入下降一定百分比，系统自动推送“政策急救包”——包含临时补贴申领入口、技能重修课程推荐、就近法律援助等信息。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存证工资发放、社保缴纳记录，发生纠纷时，劳动者可一键调取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维权周期可大幅缩短。

　　第二步，积极打造“三级服务站”。在社区设立“灵活就业服务站”，提供合同范本下载、维权流程指引等基础服务；在产业园区建设“新职业服务中心”，配备无人机配送等场景，劳动者可沉浸式实训；在云端搭建“数字人才市场”，劳动者的工作履历、技能证书经区块链认证后，可跨平台通用，提升求职匹配效率。这种分层服务如同“医疗分级诊疗”，让简单问题社区解决、专业需求园区满足、发展诉求云端实现。

　　第三步，积极组建“治理合伙人”联盟。政府与平台企业数据互通，企业共享用工热力图，政府据此动态调整培训资源投放；工会组织在商圈设立“骑手之家”，提供免费充电、饮水服务；保险公司开发“接单即保”产品，劳动者每接一单自动投保意外险；司法部门设立“移动仲裁车”，运用AI调解系统快速处理纠纷。持续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补充的共治生态。该模式通过责任分解与资源整合，推动公共服务从单向供给转向系统化响应。

　　新就业形态的保障困局，本质是工业文明治理体系与数字生产力的碰撞。当法律框架、人力资本、服务体系形成共振，新就业形态才能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转变。这不仅事关8400万劳动者的权益，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突破的重要领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