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这一表述，引发多方关注和解读。

　　结合更大的视野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一提法其实并不算突兀。如顶层设计层面，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部分就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此后，延续这一方向的相关改革部署接续推进。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严格执行机构限额、领导职数、编制种类和总量等规定，不得在限额外设置机构，不得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不得擅自增加编制种类，不得突破总量增加编制；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更是进一步明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

　　地方和执行层面，“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的表述在不少地方的机构改革方案中也都有出现。而过去几年，包括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清退编外人员、事业单位改革等行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如去年，97个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有的县每年节约的人员经费高达数千万元。再如，2022年9月，山东就曾透露，完成了全省1336家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收回事业编制1.3万余名。

　　也就是说，这些年，着眼于“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事业单位改革、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等一直在推进。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方向。其目的，除了降低财政供养负担，也是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行政效率的客观需要。

　　如媒体报道，之前有的人口小县“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部分机构设置、运行体制等也与县域高质量发展需求不相匹配。

　　但“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依然传递出很明显的信号。

　　首先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该表述是放在“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提出的。并且，其前一句就是“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可以说，相比此前更多是从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的角度来理解“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当前强调这一点，或更多是基于更有效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紧平衡的现实压力。

　　应该看到，过去几年，受房地产深度调整、消费待提振、产业转型等多重变量因素的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凸显。“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以更好控制乃至降低财政支出负担，有着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其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其实都属于财政“节流”的重要体现。

　　但要指出的是，不宜简单将“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等同于砸“铁饭碗”。

　　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总量的变化，社会正常运转对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合理需求本身也必然发生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优化，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考虑，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且是以逐步控制增量为主。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数量增加，这也给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提供了一个有利窗口

　　综合来看，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既是“利当前”，也是“惠长远”。前者，体现的是对当下财政、人口等现实变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回应；后者，是着眼于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作出明确，给各级政府继续推进机构改革、降本增效明确了方向，也或给个人就业选择等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