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一路高歌猛进，电动车、储能设备已融入日常生活。在电池中藏着多种至关重要的“血液”，诸如锂、镍、钴等能源金属已被称为“白色石油”。
天齐锂业、赣锋锂业和华友钴业作为布局海内外矿山与盐湖的A股上市公司，正迎来首轮ESG大考，已被交易所纳入ESG强信披范围。矿业价值链深长，无论是碳排放、废弃物管理，还是供应链管理等ESG议题，都将对矿企构成现实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这三家公司2024年ESG报告后发现，三家公司的年度碳排放全部呈上升趋势。其中，华友钴业2024年碳排激增，总量、范围1和范围2将分别同比激增258%、400%和183%。
时值2025年ESG报告披露季，截至3月2日，上述三家企业尚未披露该报告。距离4月30日信披截止日越来越近，三家公司的ESG报告即将接受市场和监管的检验。
华友钴业2024年碳排同比增长258%
碳排放是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规定的环境维度重要披露项。三家A股能源金属ESG强信披企业在各自2024年ESG报告中皆完成了此项披露。
从碳排放同比增速来看，三家企业的年度碳排放总量、范围1和范围2全部呈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各企业2024年ESG报告，下同）
华友钴业2024年碳排放总量、范围1、范围2排放量分别同比激增258%、400%和183%，三家公司中是碳排放同比增速最大者。天齐锂业的碳排放总量、范围1和范围2分别同比增加超38%、54%和25%；赣锋锂业的三项指标分别同比增加超29%、20%和34%。
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博士张庭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目前头部矿企至少三分之一在采用节能设备和加速电动化替代，但基本都是针对存量产能的优化。”华友钴业在范围1的排放大幅增加，这通常与新增工艺环节的化石燃料直接燃烧或新增矿区的瓦斯/甲烷逸散有直接关系，这些新增排放难以通过新能源电力来抵消。
同时，扩产中不同技术路线的碳排放强度差异非常大。张庭婷表示，例如镍产业，采用火法冶炼处理红土镍矿，碳排放强度远高于湿法冶炼。如果新增产能是能耗偏高的工艺，即便企业有绿色矿山建设，也可能出现“老厂减排、新厂排放大”的错配现象。
此外，新建项目的“爬坡期效应”往往被低估。张庭婷介绍，新投运工厂在产能爬坡阶段，设备调试、低负荷运行都会导致单位产量的能耗偏高。
张庭婷表示，矿企范围1的减碳与工厂采用的技术息息相关，减碳的方向主要包括电气化替代和燃料替代，但实施过程还存在技术瓶颈和氢能成本过高的困难，现有的部分窑炉、锅炉等设备尚未到折旧周期，提前淘汰面临巨大财务损失。
绿色供应链成关键减碳抓手
据麦肯锡公司测算，矿业的范围1、范围2排放在全球碳排放占比为4%—7%，但如果将范围3下游排放量计算在内，那么矿业排放量占比将增至28%。
天齐锂业和华友钴业已经在报告中披露了2024年范围3排放量。
具体来看，在天齐锂业85万吨的碳排放总量中，外购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36万吨）占最大头，范围1直接碳排放（19万吨）占第二位，范围2间接碳排放（12万吨）占第三位。
以正极材料为例，华友钴业分析称，正极材料70%—80%左右的碳排放来自于上游原材料，公司对供应商的低碳转型要求，EV正极供应商原材料在2035年前实现产品碳中和；3C正极供应商原材料在2045年前实现产品碳中和。供应商及其关联公司2030年前绿电使用比例达到100%；供应商原材料应满足欧盟电池法案使用循环材料的比例要求。
张庭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矿企范围3的减碳核心难点，首先在于数据获取的复杂性与数据问题。上游供应商往往不愿把核心生产数据交给下游，担心商业机密泄露，结果是大量企业只能靠“行业平均数据”估算，准确性存疑。
其次是核算边界与方法学的差异。“即使供应商愿意提供数据，其核算标准与企业要求也可能不一致。GHG Protocol与ISO 14064-1等标准虽有框架，但未对跨主体数据对接细节作出强制规定。”张庭婷表示。
第三是供应商能力参差不齐。张庭婷坦言，许多中小供应商自身缺乏碳盘查能力，企业若强行要求，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培训供应商建立能耗计量系统、掌握核算方法，成本压力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碳足迹计算普遍依赖欧洲的数据库，中国矿山的真实排放水平可能被高估。若不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建立本土化排放因子数据库，就只能被动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核算规则。
尾矿治理将是能源金属矿企治理重点
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系统性专项文件。废弃物处理也是《指引》规定的21个披露议题之一，上述三家企业在2024年ESG报告中均对废弃物管理进行了详细披露。
仅华友钴业披露了废石产生总量。公司按处置方式和不同产品的废弃物产生强度进行了详细披露。
天齐锂业投入雅江措拉锂辉石矿采选项目建设，2024年1月取得特白沟尾矿库项目备案，8月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赣锋锂业与水泥、玻璃行业的多家企业合作，报告期内转移56.77万吨副产品进入下游进行综合利用。
从固废管理视角看，国内外法规的差异正成为能源金属企业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董庆银副研究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将废弃动力电池归为可回收物，并非危险废物。但国际层面，欧盟在2025年3月通过了《废物目录》修订，将锂电池等在内的废弃电池及其破碎产物列为危险废物。
一旦被列为危险废物，就需要遵循《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管控要求，而该公约禁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险废物。董庆银表示，这意味着，欧盟的锂电池及相关破碎产物将无法转移至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变相将资源留在了欧盟境内。这一规则变化，客观上提高了生产企业的原料成本。”
尾矿治理是矿业ESG中不可回避的议题。董庆银介绍，镍、钴、锂等金属在原始矿产中的品位非常低，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尾矿等大宗固体废物，一般情况下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其治理同样需要引起关注。
受当前技术限制，矿产中的金属无法实现100%提取，剩余的金属会留在尾矿中。从经济性和成本角度考虑，现阶段不做进一步提取，“但未来随着技术突破，这类现在的一般工业固废，未来可能成为可利用的资源。”董庆银表示。
我国已针对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提出了相关措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提出了在符合环境质量标准、污染风险管控要求和安全生产要求前提下，探索通过井下充填、矿坑回填、生态修复等方式规模化消纳利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并科学规划固体废物回填矿山采坑项目。
董庆银对记者介绍，在操作层面，回填需遵循严格流程，首先判定工业固废类别，明确其属于一类还是二类固废，部分固废因pH值过高、有机质含量过高等问题无法直接回填；其次科学判定回填设施和地点，对废弃矿坑等拟回填区域及周边区域严格开展环境本底调查；再次开展回填固体废物污染特性分析和回填可行性分析，形成风险评估报告；最后，在可行性分析通过的基础上，编制回填实施方案。同时，回填项目还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报环评审批部门审批。费用承担一般分两种情况：有责任主体的，由产生企业付费实施回填；无主的堆存项目，尤其是历史遗留项目，一般由当地政府出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