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上海金融法院第七批精选案例（中英文）发布会暨金融纠纷热点问题研讨会顺利举办。作为本次活动核心成果，上海金融法院对外发布第七批中英文版精选案例，共收录20件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是审判工作的金名片，既能厘清市场规则、引导交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也是传播中国法治声音的重要载体。”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符望表示，本次发布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新类型金融纠纷的权责边界，以明确规则稳定市场预期；二是督促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依法履职，夯实金融治理法治根基；三是发挥涉外金融领域规则引领效能，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影响力。

　　符望表示，下一步，上海金融法院将持续立足金融审判职能，放大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效应，推动案例成果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多渠道落地传播，护航金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司法保障。

　　董监高未履行公开承诺

　　怎么看？

　　上市公司董监高对外发布增持承诺，往往是稳定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信号，但“只喊话、不兑现”的忽悠式承诺时有发生。本次发布的全国首例董监高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证券侵权纠纷案，首次激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公开承诺民事赔偿条款。

图为业内人士进行专题研讨田鹏/摄

　　该案源于两名董监高公开承诺6个月内合计增持不超3亿元，两次延期后历时一年三个月增持仍为零。监管部门出具警示函并作出纪律处分，投资者将两名高管及上市公司一并告上法庭。

　　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孙倩介绍，资本市场公开承诺类型多元，既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操纵市场，也可能属于违约，抑或是独立的侵权行为，需结合个案区别考量。本案核心争议在于，作出增持承诺却拒不履约，是否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合议庭查明，两名高管发布承诺前并无资金储备与可行筹措方案，还使用过桥资金向监管机构虚假证明资金实力，事后立即转出，同时强调增持计划不可撤销。法院认定，二人在作出承诺时即缺乏真实履约意愿，该增持公告属于误导性信息披露，构成证券虚假陈述。

　　在责任主体划分上，依据《证券法》第84条，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作出承诺的董监高个人，但上市公司并非完全免除审查义务。本案中上市公司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开展审查，并及时完整披露履约进展，因此免于赔偿，由两名承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肖宇从法理层面指出，公开承诺本属民商事允诺行为，但中小投资者并非承诺合同相对方，无法通过合同之诉强制董监高履约，故《证券法》将公开承诺纳入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但并非所有违约行为都必然触发民事赔偿，仍须满足虚假陈述构成要件：信息具备重大性、行为人主观明知或故意、损失与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本案3亿元增持承诺足以改变股权分散公司的股权结构，叠加过桥资金造假的主观故意，满足追责条件。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宋航从金融伦理视角警示，高管自愿承诺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信号，直接影响投资者交易决策，只享受股价维稳利好却无视履约义务，会侵蚀市场信任根基。随着司法案例落地，民事赔偿已成为失信董监高必须面对的法律后果。

　　孙倩进一步厘清裁判边界：判断公开承诺是否违约，审查的是承诺到期未履约；判断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审查的则是作出承诺当时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二者判断时点截然不同。

　　私募基金托管人违反合理审查义务

　　怎么断？

　　私募基金托管人承担基金财产保管与一定程度的投资监督职责，是资管风险防控的关键一环。本次发布的私募托管纠纷案二审改判托管人对本金损失承担10%补充赔偿责任，打破固有认知。

图为业内人士进行专题研讨田鹏/摄

　　案件背后是一起重大私募基金集资诈骗案：管理人在两年内设立30余只私募基金、募集90余亿元，宣称投向银行票据收益权，而底层5000多张票据全部虚假，造成700余名投资者合计20多亿元损失。投资人樊某投资170万元仅收回少量收益，遂起诉托管机构。

　　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审判团队负责人李鹏介绍，基金合同约定投资标的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或者该等票据收益权，托管人可以要求管理人提供交易凭证、合同或者其他有效会计资料等。在近2年的时间内，管理人提交的权属材料仅为企业网银票据页面截屏，无法证明票据属于交易对手方，但托管人未保持合理职业怀疑，仅对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查，未进一步核验票据权属形式真实性。

　　一审驳回全部诉求，二审改判托管人对未清偿本金损失的10%承担赔偿责任。李鹏表示，该案明确托管人形式审查时也应恪守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案涉大量基金持续投向同一类票据收益权，交易特征异常，而票据权属核验具备技术可行性，托管人未进一步核实，存在履职过错。管理人等主体的集资诈骗行为是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刑事案件退赔受害人所得比例约为0.55%，投资人损失已经基本确定。法院综合托管人职责范围、过错程度、因果关系酌定10%赔偿比例，体现过错与责任相匹配。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倪受彬从信义义务法理解读，托管人与管理人属信义受托人，信义义务是强制性义务，不能完全依靠合同文本划定履职边界，认定过错须结合持牌机构专业能力、交易风险、风险可识别性及收费水平综合衡量。

　　私募行业人士王欢结合实操指出，二级市场标准化交易有交易所闭环机制，托管风险较低，但场外收益权类非标资产天然存在核验难点；持牌金融机构面对明显反常的交易迹象，不能机械做纸面比对，责任裁量也要兼顾成本收益逻辑，不能让低收费主体承担无限巨额赔偿。

　　兴业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助理吴先智表示，该判决对全行业形成强警示，倒逼托管机构强化内控风控。但托管人与管理人存在天然信息不对称，划款指令往往要求短时间处理，托管机构缺少强制核验的法定抓手，且仅收取极低托管费，若无限放大监督义务会抬高托管成本。他呼吁为托管机构赋予对异常交易拒绝划款的制度抓手，平衡投资者保护与权责。

　　针对行业关切，李鹏再次强调，本案属于特定场景下的个案裁判，不代表所有案件中托管人均要对底层资产真实性兜底。核心警示在于，即便开展形式审查，托管机构面对反常高风险交易时也不能机械照搬材料，应尽到专业金融机构的谨慎勤勉义务，主动核验并留存痕迹，筑牢基金财产风险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