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

　　上世纪70年代，全国遭遇巨大的经济和粮食困境，科大从北京外迁连遭数省婉拒，但安徽提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中国的科技苗子”，主动向科大抛出橄榄枝。此后几十年，对于科大的诉求安徽始终鼎力支持。面对这样一份“倾城之恋”，科大也不辱使命，在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更是为安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供创新发展动能

　　“九州治世赖精方，六艺交融助国昌；科字当头辟新径，学承妙术焕荣光。”这首出自96级校友的诗，被镌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郭沫若广场上铺设的铜铸“班级地砖”上，饱含往届校友科技报国的决心和对学校的深情。

　　1958年，基于国家“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和对尖端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科大应运而生。“国运所系”之背景下，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华罗庚等一大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登台任教，目的是把最新成果和前沿知识及时传授给肩负国家使命的学生们。

　　时光流转，2025年11月公布的“两院”院士增选名单中，有5位“科大人”当选。

　　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投射到今日的资本市场上，根据科大校友总会公开的上市校友企业数据，包括寒武纪、迈瑞医疗、中微公司、科大讯飞、凯赛生物、国盾量子等在内的“科大系”（基于科大校友创立或科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的公司）31家A股上市公司中，超半数在科创板上市。除寒武纪外的30家“科大系”公司平均市值295亿元，注册地在安徽的7家“科大系”A股上市公司对区域板块市值贡献率超过7.6%。

　　技术驱动，是科大创业者身上的共性标签。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多位“科大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强烈感受是，他们不仅仅是企业家，更深的烙印是长期默默耕耘的科研工作者。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们就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给予人们科技改变生活的向往、科技定将强国的希望。

　　◎记者刘一枫邹传科

　　自立自强的“科大情怀”

　　“不要命的上科大”是昔日在学子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调侃。在科大学习的学生必须练好三项基本功：坚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以及掌握一门外语。学校的基础课选用的是最深、最难的教材，专业课则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自编成册。学生要想完成学业，必须经过刻苦攻读，并立下成才的决心，较早接受科学研究训练。

　　“培养又红又专的新型科学干部”，学校筹备初期定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延续至今。从“两弹一星”的初心使命，到移址合肥的南迁重建，再到引领世界的科技突破……当代的科大人不仅“不要命”地读书，更是“不要命”地啃科技“硬骨头”。虽历经时代变迁，科大人在校风影响下，科技报国的信念始终如一。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的创业之路始于学生时代。17岁上大学的刘庆峰就读于科大少年班。1999年，在读博士期间，刘庆峰因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代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价值668万元的技术股权奖励。少年自有凌云志——“让中文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到全球最好”，刘庆峰联合18位同学和老师在科大校园内创立科大讯飞。

　　时至今日，“基于国产算力的全栈自主可控大模型”仍是刘庆峰一直以来的坚持。“面向民生刚需、面向战略需求，一定要有一批企业在国产平台上做大模型训练，并且对标全球最好水平。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定不移。”在公开采访中，刘庆峰如是说。

　　81级校友，欧普康视董事长陶悦群是科大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国外留学期间，陶悦群发现，当时的很多技术在国内尚处空白，却能够服务普通民众——角膜塑形镜就是其中之一，他决定将此技术带回中国。

　　“当时国内的技术理念还没有跟上，没有融资、没有公众认知基础，公司从设立到上市经历了异常艰难的过程。”陶悦群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创立25年来，欧普康视专注于技术更新并广泛开展专业视光技师的培养与青少年眼健康的普及工作。“专注自身技术领域，保持稳健，不盲目行动，但也绝不轻易放弃。”在陶悦群看来，“科大人”低调务实的理科生气质明显，对技术有着一种“反效率”“反风口”的坚持。

　　“少而精”“美而强”，一直以来，科大的本科招生规模严格控制在2000人左右。在专业设置上，科大延续理工结合的模式，满足国家对尖端、边缘、新兴、交叉学科的人才需求。陶悦群、恒烁股份董事长吕向东等均毕业于科大近代物理系。

　　当上海证券报记者向吕向东求证其是否为当年的高考状元时，他表示：“在科大的学习让我深刻明白两件事：一是我并不聪明，全国的优秀人才都在这里；二是经过学校的严格训练后，我具备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逻辑思维方式的培养让我终身受益。‘科大人’身上不怕挫折、不畏困难的品质正基于此。”

　　从历史数据来看，在上市公司中担任首席技术官（CTO）的“科大人”多于首席执行官（CEO），这与“科大人”追求“技术为王”的特质相符。在吕向东看来，老一代“科大人”具有极强的技术突破能力，个人能力强于团队协作，校友圈的技术合作大于资本合作，“然而，技术之于公司运营只是一个方面，我建议加强校友间的协同性，将技术驱动基因真正转化为产品力和竞争力”。

　　资本市场的“科大现象”

　　2025年8月19日，中国A股市场迎来第二只千元股——公司名称取自发生过“生命大爆发”的寒武纪，以国产AI芯片龙头概念和同比激增43倍的上半年营业收入撬开资本市场股价上涨空间，最高市值超过6000亿元。

　　寒武纪“80后”创始人陈云霁、陈天石兄弟的传奇经历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二陈”分别于14岁和16岁时考入科大少年班，深耕计算机芯片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为AI做芯片”，2010年，当英伟达还只是游戏显卡厂商、AI尚未进入主流视野时，科大博士毕业的陈天石就追随哥哥陈云霁一头扎进云端芯片这个“慢生意”，15年后终见其果。

　　无独有偶。10月下旬，随着全球量子科技技术与政策的叠加利好，孵化于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研究团队的国盾量子，其股价一度冲破600元，引发市场关注。

　　“产业爆发期仍未来临。”面对市场热情，国盾量子总裁应勇却异常冷静，“公司设立的初衷是验证实验室的原创成果转化为产品级是否可行。从量子通信到量子计算、量子测量，国盾量子顺应技术的发展路径做‘该做的事’，虽然发展周期长，但也走得更稳。”

　　从早期勇闯“无人区”到如今量子科技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未来产业之一并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已走过16年的国盾量子并非“一枝独秀”。在中国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孵化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大教授、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和科大博士团队的本源量子、由“90后”科大系代表贺羽创办的国仪量子估值也均超10亿美元。2025年，两家公司相继开启资本市场IPO之路。

　　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半导体芯片……纵观各行业领域，“技术溢价”是业内对“科大系”上市公司赋予的标识。股价上涨的背后，映射出国家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追求。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资本市场并非这些技术“追光者”的最终目标，“科大人”对首创、独创的坚持更值得珍视。

　　重科创、高研发、长盈利周期，2019年科创板的开市为早期专注于技术钻研的“科大系”创业者们进军A股市场提供了契机。“科大系”31家上市公司中，21家上市日期在2019年之后，占比超过67%。

　　在回复上海证券报记者关于“为何近年来科大技术成果在资本市场集中涌现”的采访时，科大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叶强表示：“更多的是不成功。”在原始创新的过程中，在前沿科技转化的探索下，在未被公众关注的时间里，更多的是一次次的失败。“学校从来不是无条件鼓励所有的研究都去做转化或走商业化路径，适合产业化的研究成果总量有限，市场看到的多数是已经发展到了适合产业化阶段的技术。”

　　链接全球的“科大生态”

　　如果说早期对于专业的执着，让科大似一座“技术孤岛”，如今，在紧密契合当代科技强国的时代背景和安徽“三地一区”的区域定位下，一个充分实现服务师生、惠聚校友、发展地方的创新创业科大新生态体系正逐步形成。

　　2022年前后，破解职务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赋权改革、为支持地方产业发展开启的校地定向转化“鲲鹏计划”、链接全球资源网络的科大硅谷平台、以培养“五懂”人才为目标的科技商学院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

　　——赋权改革突破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瓶颈

　　早期的科大讯飞、科大国创、国盾量子等“科大系”上市公司股东中，均能发现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资产公司”）的身影。校方持股是科技成果通过技术作价入股成立公司的传统模式。公开资料显示，科大控股参股企业共24家，其中上市公司6家，涵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环保及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随着持股数量的增多，传统股权管理模式带来一定的弊端：学校虽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却往往既要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同时又要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在处理决策审批、减持退出等复杂问题时往往需要经过复杂的长流程，影响决策效率。

　　2020年，为进一步优化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的转化方式，科大开始探索“赋权改革”试点。2021年5月，结合学校实际，科大创新性提出知识产权“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即科研团队获得全部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学校不再持有转化公司的任何股份，但是通过转让协议享有全部知识产权的部分未来收益。

　　按照规定，经学校备案后，科研人员持有部分可进行作价投资，设立转化公司或作价入股至存续公司，与学校的收益分配比按照省内转化8:2、省外转化7:3的比例分配。

　　“改革的核心在于学校对成果的所有权转化为收益权，在赋权的企业里，学校不再担任股东参与企业经营，同时，科技成果的转化可直接由学校审批，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学校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试点3年间，通过赋权试点转化的成果数量约为此前5年总和的3倍多，加速推动了一大批高精尖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

　　2023年，“科大赋权改革模式”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

　　——科大硅谷链接全球校友生态

　　2022年，聚焦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创新产业催化、创新生态优化，以科大等高校院所全球校友为纽带，科大硅谷应运而生。

　　在设立之初，安徽省委、省政府对科大硅谷的战略定位作出明确要求：打造“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产田’”。

　　“给钱给地，不如给场景。”科大硅谷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立野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科大的赋权改革项目有90%在科大硅谷落地。针对高校科研人员“不敢转、不会转、缺钱转”的困境，科大硅谷通过为赋权项目提供早期开办服务，对接政策、场地，链接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链上下游，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智地感知是一家由科大赋权改革试点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以高端分布式光纤传感设备、先进地球物理分析方法和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技术。“有了合肥市场景公司和科大硅谷的前期沟通，安徽交控和合肥轨道很快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智地感知总经理张强说，“对方也明确提出了场景和需求，愿意和我们共同研发。”2024年中，合肥至巢湖的高速公路上，智地感知的新产品开始测试。2024年底，合肥地铁4号线上线智地感知的新产品。

　　张立野表示，科大硅谷运行三年以来，片区累计新增科技型企业超过2500家，项目呈现高科技、高精尖、国际化的鲜明特色。多模态生成式大模型、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超奈科技、启明优能等一批高潜力、硬科技项目，凯赛生物、安可捷等重大产业化招引项目在科大硅谷落地生根。

　　科技“出新”，离不开金融“出力”。科大硅谷设立了全国最大、总规模300亿元的引导基金，最长投资期限15年。作为风险容忍度最高、市场化运营最活的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母基金，当前，该投资基金参股设立了25只子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科大的创业项目通常发端于实验室的重大突破或长期技术积累，这是别人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感受到，新一代的科大创业者展现出强烈的利用技术路径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他们更愿意寻找技术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更具市场价值的产品。此外，他们普遍具有国际视野，能够敏锐地捕捉全球前沿科技和市场动态。”张立野说。

　　为链接科大海外校友资源，科大硅谷设立“全球校友事务部”，联络全球高校院所校友、商协会等组织超600家，联系服务全球校友超1.5万人次，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企业家等来访。

　　——科技商学院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懂技术却不懂管理，懂政策却不懂创新，为破解科技与产业联系不紧密、内外“两张皮”问题，同样是在2022年，与科大硅谷建设一体化推进的科技商学院在科大挂牌成立。

　　叶强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世界范围内，大学在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到服务社会使命不断丰富的三个阶段。未来的大学将会越来越成为社会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平台与核心节点。大学在与社会资源的紧密连接中，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的功能日渐突显。”

　　科技商学院以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产业组织人才为目标，设置了大量紧扣科技产业和主流技术发展的授课内容和跨界融合的新型课程体系。“学院还将建立AI-Link平台，搭建业界与学界的合作平台，为产业提供数据方案，为科研和教学做数据积累。”叶强说。

　　从尖端科技的技术“追光”到构建链接全球的科创生态，一代代“科大人”秉承“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肩负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