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信科集团战略发展部作为集团核心决策机构，其职能涵盖战略规划、投资决策及资源调配 。
在高鸿股份2020年欺诈发行募资12.5亿元事件中，该部门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对资金的绝对控制：
1. 募资用途的直接指定
战略发展部通过非正式渠道（如集团办公会纪要、口头指示）直接干预高鸿股份募资使用方向。具体表现为：
- 资金流向设计：将12.5亿元募资中的8.92亿元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至集团控制实体，其中4.35亿元（占比71.4%）直接用于2022年收购高鸿智联 。
- 虚假贸易闭环：剩余资金通过南京庆亚等壳公司构建虚假贸易网络，资金循环回流后用于收购或其他关联项目。例如，1.49亿元以“智能化仓储项目”名义被挪用，实际未实施 。
2. 决策流程的渗透与操控
战略发展部通过董事会席位控制（7席中占4席）和管理层垂直渗透（董事长付景林兼任集团高管），确保募资使用无需独立董事审议即可快速通过。
例如，2022年以6.09亿元低价收购高鸿智联的交易，仅经中信科提名董事表决即获通过 。这种“集团指令-上市公司执行”的模式，使战略发展部成为实质决策中枢。
3. 法律风险的隔离与规避
集团通过《参股投资管理办法》等制度设计，将高鸿股份定位为“形式上无实控人”，但战略发展部仍通过资金管控和人事安排维持绝对控制。这种操作既规避了《证券法》对控股股东的连带赔偿责任，又为后续资产剥离埋下伏笔 。
二、高鸿智联的剥离与价值重构
1. 低价收购的核心逻辑
2022年，中信科集团以6.09亿元（评估值16.45亿元）分两次收购高鸿智联，交易资金中71.4%来源于高鸿股份欺诈发行募资 。
这一操作的核心目的在于：
- 估值套利：收购时刻意选择高鸿智联业绩低谷期（2022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且未充分考虑其车联网专利（百余项）及国家级项目参与价值，导致评估值显著低于同期行业可比公司（如东软睿驰估值超50亿元） 。
- 股权稀释：首次收购后，高鸿股份持股比例从35.32%骤降至10.09%；第二次收购后彻底退出，中信科集团持股升至51.01%，并通过增资进一步摊薄原股东权益 。
2. 国家级试点的承接与市场地位跃升
剥离后，高鸿智联遭快速更名为“中信科智联”，依托中信科集团资源，迅速承接北京、重庆等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设备出货量稳居全国第一 。
其核心竞争力体现在：
- 技术壁垒：作为C-V2X标准主要发起者，拥有覆盖通信模组、协议栈、应用场景的全栈式解决方案，技术与中信科集团的5G、光通信业务形成协同效应 。
- 政策红利：2024年中标鄂尔多斯市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示范项目（金额8620万元），并参与“科技冬奥”等重大项目，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
3. 估值飙升的底层驱动因素
高鸿智联估值从2021年的3.86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50亿元，主要得益于：
- 业务聚焦：剥离后专注车联网垂直领域，2023年营收达8.2亿元（占原高鸿股份总营收18.5%），市场占有率跻身行业前五 。
- 资本运作预期：中信科集团计划将其纳入信科移动（688387）体系，为未来独立上市铺路。车联网赛道的高成长性（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预计347.5亿美元）进一步推高估值 。
三、战略意图与风险揭示
1. 集团层面的资源整合逻辑
中信科集团通过“造假融资→低价收购→风险隔离”的组合拳，实现车联网业务集中化管理：
- 消除同业竞争：高鸿股份退市后，中信科智联成为集团内唯一车联网业务载体，避免资源内耗 。
- 价值保全：提前剥离优质资产，使高鸿智联估值免受高鸿股份退市影响，同时通过破产重整压缩原上市公司债务规模 。
2. 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侵蚀
这一系列操作导致高鸿股份核心资产流失、业务空心化，最终触发退市。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中小投资者持股比例达62%，但因资产剥离和股价暴跌（退市前跌至0.49元），权益被系统性稀释 。
3. 法律与监管风险
尽管证监会已对高鸿股份作出1.6亿元罚款并认定欺诈发行，但中信科集团作为实质控制人尚未被追责 。参考康美药业案，未来可能存在投资者集体诉讼及监管层对关联交易的进一步调查 。
四、结语
中信科集团通过战略发展部的直接操控，将高鸿股份异化为“融资工具”和“资产孵化器”，以极低代价剥离核心资产并规避法律风险。这一案例揭示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深层问题——形式上的市场化交易掩盖下的内部利益输送。
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警惕类似“高股权分散、强实际控制”企业的资产转移风险，在缺乏透明信披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切勿轻信表面估值或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