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最近的一系列表态，让我对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有了更深的理解。2025年10月底，他在金融街论坛上重申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紧接着又在《“十五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发表署名文章，系统梳理了这一体系的演进逻辑与未来方向。这一动作不只是例行讲话，而是在当前经济复苏动能偏弱、结构性风险交织的背景下，释放出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强烈信号。
双支柱框架的十年演进与深化
“双支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16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如今已成长为我国金融治理的核心架构。其中，货币政策作为“第一支柱”相对成熟，而宏观审慎管理作为“第二支柱”仍在持续完善。潘功胜接任央行行长后，特别强调两者的协同联动——既要靠货币政策稳总量，也要靠宏观审慎防风险。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双支柱体系有利于把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更好结合起来”，这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制度基础，也标志着政策思路从单一调控向综合治理转变。
政策核心：精准调控与机制协同
潘功胜提出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需从五个维度推进。我注意到几个关键点：一是优化基础货币投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短中长期流动性供给模式；二是淡化对M2、社融等数量型指标的硬性考核，将其转为观测性和预期性参考，为利率市场化腾出空间；三是强化政策利率作用，目标是“收窄短期利率走廊宽度”，畅通从政策利率到LPR再到信贷利率的传导链条。与此同时，他还强调提升LPR报价质量，使其更真实反映市场资金成本。在宏观审慎方面，则要丰富工具箱，覆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等领域，推动风险管理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
现实挑战与中长期调适
尽管框架清晰，但实际操作面临不小压力。首先，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脆弱，2024年一季度金融状况指数（CFR）上升0.3个标准差，显示风险压力抬升；其次，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仍制约政策空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虽有回落，但2023年末仍高达280%，高位运行限制了加杠杆能力；再者，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和地缘冲突加剧跨境资本波动，增加了宏观审慎的复杂性。面对这些挑战，未来政策可能进一步加码结构性工具，支持科技、绿色和小微企业，同时将跨境资本纳入审慎管理核心，并优化房地产金融监管，在“房住不炒”前提下缓解局部压力。最终目标是实现以价格型调控为主、数量型为辅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