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涨杀跌”是股市中最直观的现象，却也是最复杂的金融行为之一。它远非“高买低卖”的简单愚蠢，而是人性本能、认知局限、市场机制与信息处理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质可从以下四个维度深入解析，结合叙事、理性多元性等视角，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人性本质：恐惧与贪婪的原始博弈，叙事放大的“意义饥渴”

追涨杀跌的底层驱动，是人类两大核心情感——贪婪（Greed）与恐惧（Fear）——在金融场景中的终极投射。这两种情感作为生物进化的“生存本能”，在金融市场中被放大为驱动群体行为的核心力量。

（一）追涨：贪婪的“FOMO陷阱”与叙事赋能

当股价上涨时，投资者的大脑会触发“害怕错过（FOMO, Fear of Missing Out）”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进化中对“资源稀缺性”的本能反应——原始社会中，错过食物或机会可能意味着生存危机。在金融市场中，这种本能被异化为“害怕错过盈利机会”：

- 叙事强化：单纯的股价上涨并不足以引发大规模FOMO，必须与一个易于传播、充满想象力的故事结合。罗伯特·席勒在《叙事经济学》中指出，“病毒式传播的故事比基本面更能驱动资产价格”。例如，2010年代新能源汽车浪潮中，“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的叙事将特思拉的股价从2010年拆股前的17美元（复权后）推至2021年的1200美元——投资者购买的不仅是汽车，更是“参与能源革命”的身份认同；

- 群体归属感：追涨某个热门赛道（如2021年新能源、2023年AI大模型），本质是投资者通过金融行为加入一个“未来趋势共同体”。2021年A股“茅指数”上涨时，投资者因“核心资产”的叙事产生“与优质企业共同成长”的心理满足，甚至忽视估值泡沫。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表明，当某赛道持仓集中度超过30%（以A股为例），羊群效应将触发非理性追涨——2015年A股创业板泡沫中，传媒、计算机行业持仓集中度从20%飙升至45%，同期股价涨幅超200%。

（二）杀跌：恐惧的“损失厌恶”本能与锚定效应

当股价下跌时，人类对“损失”的敏感度是“收益”的2-2.5倍（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下跌触发的“损失厌恶”会压倒理性判断，导致投资者不计成本抛售：

- 本金保卫战：投资者将“避免本金亏损”置于“追求收益”之上，即使明知企业基本面未恶化（如某消费股因短期舆情下跌），也会因“可能亏更多”的恐惧而割肉；

- 锚定效应：投资者的决策常被“锚点”（如买入价、历史高点）束缚。例如，某股以10元买入后涨至15元，投资者会因“盈利50%”而害怕回吐，选择卖出；若跌至8元，投资者会因“浮亏20%”而焦虑，拒绝割肉（期待“回本”）。这种锚定效应使投资者在上涨时过早止盈、下跌时过度持有，加剧追涨杀跌。

二、认知本质：启发式偏差的系统性错误，多元理性的博弈共演

人类大脑在复杂、不确定的金融环境中，无法通过“完全理性”处理所有信息，因此依赖启发式（Heuristics）——心理捷径——来降低决策难度。但这种“简化策略”往往导致系统性认知偏差，成为追涨杀跌的认知根源。

（一）启发式偏差的四大推手

- 代表性启发：人们倾向于将“近期观察到的模式”推广到未来（如“过去3个月上涨的股票，未来也会涨”）。2020年美股科技股泡沫中，投资者因“FAANG连续上涨”而忽视其估值泡沫，正是代表性启发的典型应用；

- 可得性启发：媒体和周围人都在讨论暴涨的股票和牛市，这些信息更容易被回想起来，从而让人误以为赚钱很容易，风险很低；

- 锚定效应：投资者总会将自己的决策与某个价格锚点比较（如买入价）。一旦下跌，就会因“浮亏”而焦虑；一旦上涨，又因“盈利”而害怕回吐，从而轻易卖出；

- 羊群效应：在信息不确定时，跟随大多数人行动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选择。“大家都买，所以我也买”提供了虚假的安全感。2017年A股“雄安概念股”炒作中，大量投资者因“身边人都在买”而跟风买入，最终因缺乏基本面支撑导致股价暴跌。与传统线下羊群（如荷兰郁金香狂热）不同，社交媒体时代的“云端羊群”（如Reddit论坛WallStreetBets）通过即时信息传播，放大了群体行为的非理性。

（二）多元理性的动态博弈

追涨杀跌并非单一“非理性”的产物，而是不同理性范式博弈的结果：

- 价值投资者的“价值理性”：以企业基本面为核心，关注长期盈利与护城河，如巴菲特对可口口乐的长期持有；

- 趋势投资者的“趋势理性”：基于历史数据验证的“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相信“趋势延续”，如文艺复兴科技的“大奖章基金”；

- 凯恩斯的“选美论”：投资的技巧不在于选出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而是选出大家都认为最漂亮的。这种“预判他人的预判”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了对热门标的的追逐。这些理性范式的冲突与平衡，共同构成了市场的复杂图景。

三、市场机制本质：趋势的自我实现与流动性的“双面性”

追涨杀跌不仅是心理与认知的产物，更被市场机制所强化，并成为市场运行的“隐性引擎”。

（一）趋势的自我实现：正反馈循环的“魔力”

当足够多的投资者因追涨买入时，他们的买单会直接推高股价，从而“证实”最初的“上涨预期”，吸引更多人买入；同理，杀跌时的抛售会压低股价，“证实”下跌预期，加剧抛售。这种“预期→行为→结果”的正反馈循环，使趋势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强大的惯性。例如，2021年美股“散户逼空游戏驿站”事件中，散户因“反抗华尔街”的叙事集体买入，推动GMe股价从2021年1月的20美元飙升至483美元，正是趋势自我实现的典型案例。

（二）流动性的“双面性”：润滑与污染

追涨杀跌的群体看似“非理性”，却为市场提供了关键的流动性：

- 积极面：上涨时，追涨者为早期投资者提供卖出通道；下跌时，杀跌者为价值投资者提供低价建仓机会。这种流动性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

- 消极面：追涨杀跌提供的流动性是“噪声交易驱动的流动性”——它润滑交易的同时，可能污染价格发现功能。例如，2015年A股创业板泡沫中，市盈率（PE）最高突破100倍的“故事股”（如泉通教育）因追涨资金涌入持续上涨，而同期低估值的银行股（如共商银行）因缺乏故事无人问津。这种价格失真导致资本错配——资金涌入估值过高的“泡沫股”，而真正有价值的企业被低估，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

四、信息本质：从“简化反应”到“主动制造”的信息操控

市场信息是不对称、海量且复杂的，普通投资者无法及时、全面处理，因此将“价格变动”作为最直观的“信息替代品”，导致追涨杀跌。

（一）信息处理的“简化-滞后”反应

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知识（如财务分析、行业研究），也无法跟踪所有信息（如政策变动、企业财报）。因此，他们采用一种简化的信息处理策略——将价格变动直接等同于信息信号。他们追逐的并非信息本身，而是信息传导后的最终结果：价格。例如，某公司发布“季度盈利超预期”的利好，股价本应合理上涨10%，但因投资者追涨，最终上涨30%；随后因“利好兑现”，投资者杀跌，股价又下跌20%，导致价格大幅偏离基本面。

（二）信息操控的进化论视角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从“被动接收”演变为“主动制造”，追涨杀跌成为信息操纵的终极目标：

- “诱导性荐股”与“情绪收割”的现代化：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财经大V”成为制造和放大信息的主战场。例如，2021年A股“叶飞举报门”中，部分机构通过“市值管理”模式联合大V发布虚假利好（如“某股将纳入指数”），制造FOMO情绪引导散户追涨，随后高位出货；

- AI生成内容（AIGC）的信息污染：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普及后，伪造财报、合成高管访谈等新型造假手段涌现。例如，某A股公司通过AI生成“虚假业绩预告”，诱导散户追涨，随后高位出货，导致股价单日暴跌50%。这种“信息污染”使追涨杀跌从“市场行为的副产品”变为“技术驱动的系统性风险”。

五、结论：有限理性下的市场共生——对抗与平衡的生存法则

“追涨杀跌”与“价值投资”并非“好与坏”的二元对立，而是市场生态中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的两种力量。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指出，完全理性的市场反而因缺乏创新动力而低效，适度非理性（如追涨杀跌）能激发探索新事物的勇气。追涨杀跌如同市场的“勘探队”，虽常误入歧途，却不断开拓新的价值疆域；价值投资则是“测绘仪”，用理性标尺校准市场的坐标系。二者共同绘制出资本市场的认知地图。

真正的智慧在于：

- 个人层面：理解自己处于“叙事-认知-市场-信息”的哪个环节，避免成为纯粹的“燃料”，并学会利用追涨杀跌产生的错误定价（如市场恐慌时买入低估值蓝筹）；

- 市场层面：建立三级防控体系：事前（强制披露网红机构持仓变动）、事中（实时监控异常交易量激增）、事后（追溯算法决策路径）。参考欧盟《数字服务法》对社交平台的责任界定，通过制度约束其最坏的一面（如打击“诱导性荐股”和算法操纵），同时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勘探队”作用（如包容合理的趋势交易）。最终，市场的成熟不在于“消除追涨杀跌”，而在于让“理性”与“情绪”在动态中实现更平衡的共存——这，正是金融市场最深刻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