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六七岁那年，父亲带我出差。为赶上第一班长途汽车，天还未亮，我们就从四马路的红星旅社起身收拾。街上空荡荡的，不见行人，只有昏黄的路灯在路口连绵，勉强勾勒出朦胧的街影。青灰色的马路上，除了忙碌的环卫工人，再无他人。

不知走了多久，转过一个弯，眼前忽然亮堂起来。几个小商贩正高声吆喝，与买主讨价还价，争论声在清冽的晨风里格外清晰。父亲牵着我的手，径直走进候车室，快步来到售票窗口：“一张去龙王的票，第一班。”窗口里立刻传来不耐烦的声音：“龙王？下雨就不通车！只到翁克。”“那就翁克吧。”父亲应道。“小孩是你带的？得买半票！”售票员又补充。

父亲捏着车票，带我往候车室深处走。这时我才留意到，长椅上三三两两蜷着人，似睡非睡，模样有些滑稽。角落里，一个人面朝里紧搂着行李，鼾声轻微，怕是昨天就睡在这儿了。

正打量着，一个中年大叔不知何时走了过来，跟父亲打招呼：“附近有卖早餐的，我亲自己做的，带孩子去吃点？”父亲看了看我，我没作声。大叔又说：“亲没什么收入，就靠这点营生。”父亲点点头：“也好，时间还早。”

我们跟着大叔穿过两个街区，拐进一条胡同。远远就听见他喊：“妈，煮两碗馄饨！”昏暗的楼道里，一个炉灶正冒着青烟，旁边站着位老太太，手里攥着块发黄的抹布，擦拭一口除了锅盖、通体乌黑的锅。见我们来，她微微佝偻着身子招呼：“快来，坐，坐！”大叔搬来长条凳，支起折叠桌。我四下打量：墙根靠着几辆自行车，不远处倒着一辆倒骑驴（一种三轮车），旁边立着一高一矮两口缸，零碎的柴火胡乱堆在墙角。

等了一会儿，老太太说：“好了，能吃了。”大叔赶忙端来馄饨。父亲催我：“快吃吧。”我舀起一勺，白汤里的馄饨碎了大半，寡淡无味，便有些没胃口。父亲见了，说：“加点醋吧。”转头让大叔拿点醋来。老太太听见了，忙道：“家里没醋了，酱油行吗？”“行。”父亲应着。酱油一倒进去，白水馄饨顷刻成了红水馄饨。我没吃几口就放下了勺子。父亲把我碗里剩下的都吃了，随后掏出五块钱递给大叔。大叔推辞：“车站跟前卖两块五，您走了远路，收两块吧。”话音未落，老太太抢着说：“别呀，馄饨都煮碎了，不值当，就一块五一碗！”父亲和大叔推让了半天，最后硬是付了四块钱。

我们沿着来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终于看到车站门口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到了检票口，递上车票，却被告知：“第一班车已经发走了。”一股沮丧猛地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嘟囔：“要是不吃那碗馄饨就好了……”父亲让我在原地排队，自己去改签下一班。其实没等多久，顶多二十分钟就开始检票了，可那时的我，却觉得格外漫长。

等待时，父亲轻声对我说：“咱们去吃馄饨，不是非吃不可。你想想，那大叔和他亲多不容易。走点路，错过一班车，都不算什么。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才是不能错过的事。”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忽然一声喊：“检票了！检票了！”人群立刻蜂拥而上，挑担的、背篓的、拖行李的，谁也不让谁，都往站台冲。还好我们排得靠前，上车后抢到了座位——那年月的长途车，没座号，谁先坐下就是谁的。

车厢转眼就站满了人。父亲抱起我，让给旁边一个人：“小孩子不用坐。”那人道了声谢便坐下了。这时，乘务员高亢的喊声炸响：“再上一步！听见没？说你呢！把包往里拽拽！车门关不上了！快点快点，发车了！”

我脸朝窗外，望着那些若近若离的楼房。车子摇晃着前行，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最终沉淀在记忆深处，化作一道朦胧却温暖的痕……

                      宫振海于2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