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再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已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
作为“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普惠金融正日益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金融机构该如何切实将普惠金融工作做深做实呢？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要达成乡村振兴目标，除了资金支持，还需要哪些要素呢？为此，金融投资报特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韩飞博士展开深度对话，探讨普惠金融应该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在本次专访中，韩飞从政策体系、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及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入手，全面剖析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此外，他还结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开展的实践案例，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专业见解，切实推动普惠金融成为实现乡村发展“三无一有”（无返贫、无失业、无净碳排放和有金融健康）目标的重要力量。
记者提问
普惠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持体系，您如何看待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
韩飞：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我愿意用生物学的隐喻来描述——如果说乡村振兴是一个有机体的成长，那么，普惠金融就是其中的“毛细血管”与“神经网络”，既负责营养输送，又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
从中国对乡村的资源支持体系来看，财政投入、基建投资和普惠金融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支撑架构。但这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呈现出递进演化的关系。财政投入解决的是“雪中送炭”的问题，基建投资搭建的是“四梁八柱”的框架，而普惠金融则是“活水养鱼”的机制。
经过多年发展，普惠金融已经从补充性的支持工具，跃升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源。它不仅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乡村经济的运行逻辑——从依赖外部输血转向激活内部造血功能。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变化在于，乡村正在经历一场从“生产空间”向“经营主体”的历史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更多承担着农产品供给的单一功能，而现代乡村则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市场性等经营特征。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城市居民对优质农产品、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的需求增长，为乡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整合本地资源并对接外部需求，如何在保持乡土特色的同时，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乡村这一新兴经营主体面临的核心课题。普惠金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资金提供者，更是价值发现者和资源整合者。
记者提问
可以谈一谈普惠金融如何支撑乡村振兴的具体做法吗？
韩飞：进入数字金融时代，消费金融、信用贷款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金融素养已经成为新农人的“基本功”。这不仅仅是技能层面的要求，更代表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传统农业思维往往是线性的、经验性的，现代金融思维则是系统性的、数据驱动的。
一个具备金融素养的乡村经营者，不会仅仅关注产量的增加，而会更多考虑投入产出比、风险收益平衡、现金流管理等问题。他们开始运用金融工具来对冲市场风险，利用数字平台来拓展销售渠道，通过金融科技来提升经营效率。
我举一个例子来体现金融素养对现代乡村运营的价值：有些合作社的管理者会因为社员务工受伤而苦恼，在补偿损失、制定规则、提振士气等方面感到困难。其实，合作社管理者可以为合作社投入一份团体意外险，不仅投资在对抗风险上，而且还能够建立明确的规则，让新老社员有清晰的期望，这样更有利于合作社的长期发展。
这种转变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意味着乡村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商业文明迈进，而这种迈进是以金融素养的提升为标志的。
记者提问
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也需遵守市场化原则，它们该如何在实现盈利的同时履行好社会责任呢？
韩飞：这个问题触及了现代金融体系中最深层的命题——商业逻辑与社会价值能否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操作层面的平衡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重构商业伦理框架的时代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超越对金融的偏见。金融与慈善捐助、财政拨款的根本区别在于，金融本质上是一种“合约关系”，而且是一种“不完全合约”。这个“不完全”的特性正是金融的魅力和挑战所在——它要求我们在信息不对称、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合约设计来引导和激励特定的行为模式。
因此，普惠金融的核心不应止步于“让利”或“补贴”，而是应通过产品设计和机制安排，使得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行为成为理性选择。这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现代版本——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目标。
记者提问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怎样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目标呢？
韩飞：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压力加大，金融机构净息差持续收窄，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仍然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就会担心找不好平衡点。我的理解是，真正的突破在于“价值共创”理念的确立。什么是价值共创？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价值增量，让所有参与方都能从中受益。
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可以将一定比例的资源持续投入到那些具有创新潜力的乡村项目中去。这些项目往往具有几个共同特征：运用了新技术、采用了新管理方式、开拓了新市场，并且聚焦于社会责任与环境价值。此时，金融机构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资金，更在于提供专业的风险识别、项目评估、经营指导等服务。通过深度参与这些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甚至产业链的增长，金融机构不仅能够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们积累了服务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
更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看到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许多企业的经验表明，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牺牲商业利益；相反，它往往能够带来更加持续和稳定的盈利模式。
记者提问
城乡发展差距的核心在于资本、技术和人才单向流出农村。您认为普惠金融应该如何设计相应的机制，既能吸引城市资本投资农村生态项目，同时也能有效保障农户的权益？
韩飞：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发展机会和投资回报的空间分布不均。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不能依赖行政性的资源调配，而在于通过机制创新，重构城乡之间的“引力场”，让资本、技术、人才因为看到机会和价值而主动向乡村聚集。
让我们首先重新审视一个基本判断：乡村是否真的缺乏金融资源？经过深入调研，我发现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当前，我国的农村信贷供给相对充足，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全国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到34.81万亿元，仅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的农户经营性贷款余额就有9.98万亿元，一季度增加4098亿元；2025年一季度末，农村贷款余额为38.75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一季度增加1.95万亿元。普惠金融授信覆盖主体不断扩大，服务广泛触及小微企业、农民、特殊人群；2025年6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8%，较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前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
乡村金融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各类金融机构在乡村的网点覆盖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建制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已经超过95%，而乡镇层面基本上实现银行机构服务全覆盖，部分省份的银行机构服务覆盖率甚至达到100%。
此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资源的绝对短缺，而在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果。许多农村地区存在“有钱借不出去”和“好项目找不到钱”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的背后，是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能力不足、资金与项目匹配度不高等深层次问题。
因此，机制设计的第一要务，是实现本地金融资源的充分激活和高效利用。这需要建立一种“内循环机制”，让资金能够在本地找到优质的投资标的，让好的项目能够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形成“资金——项目——收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内循环一旦建立，才会产生“虹吸效应”，自然而然地吸引外部资本的关注和参与。
在吸引城市资本方面，传统思路往往过分强调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忽视了资本逐利的本性。换言之，就是“要求和期望有点高”。城市资本和乡村金融资源在本质上都遵循着相同的市场规律，它们需要的是清晰的投资逻辑、可测量的投资回报、可控制的投资风险。因此，关键是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识别和培育那些既具有生态价值、又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这类项目往往具有几个特征：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前景明朗、社会效益显著、可复制性强。
记者提问
这样看来，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最终要达到实现资本回流、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户权益保护等目标。其中有哪些现实困难，又该如何破解？
韩飞：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问题：要同时实现资本回流、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户权益保护这三个目标，确实存在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因为缺乏相关项目，而是因为许多优质项目在标准化程度、运营规模、风险控制等方面还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比如在公募市场搭配销售绿色和乡村振兴主题债券，但这些产品大多停留在资本市场层面，尚未真正渗透到农户层面。
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项目平台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用“三层结构”来描述：内层是本地普惠金融资源（包括信贷、创投、保险等），主要负责为本地项目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中层是本地产业投资基金，主要负责对优质项目进行长期孵化和培育，提升其标准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外层是资本市场资源，主要负责为成熟项目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和退出通道。这也是我们“三无一有”项目在成都推动的变革与期许。
这种三层结构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既保证了乡村项目能够得到适应性的金融服务，又为城市资本提供了可接受的投资标的；既实现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又确保了农户能够分享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是开放性的、进化性的，它会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完善而不断优化升级。
当然，这样一个体系的构建需要时间，需要各方的协同努力。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农户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为基本配置手段，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普惠金融推动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