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国务院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从强化项目服务保障、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加大金融支持和创新力度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更好吸引外资企业长期投资的具体举措。

　　另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014家，同比增长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4232.3亿元，同比增长显著。其中，瑞士、日本、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对我国的投资额增幅均在37%以上，尤其是瑞士对华投资同比增长高达68.6%。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等全球化逆风甚嚣尘上的国际环境中，外资企业依然加码对中国投资，凸显出中国市场的非凡吸引力。并且，在后续更多友好型政策的催化下，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热情有望得到进一步激发。

　　市场魅力经久不衰

　　在政策环境方面，中国始终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大旗，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同时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持续提升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水平。特别是当中国政府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上重要议程时，这对外资进一步投资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磁吸力”。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行了8次缩减，从最初的190项缩减至目前的全国版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在此基础上，2024年新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并明确在部分地区开展云计算、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与此同时，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省市已开展了1100余项试点任务。而在《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中，又进一步明确了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

　　在法治环境方面，基于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以及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基本原则，中国累计制定、修订、废止法规文件500多部。特别是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财税优惠等领域，有关政策条件持续改善和优化，从而保障了外资企业能够公平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商业活动。此外，有关政府部门持续开展服务外资企业专项行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除了宽松与友好的政策法治环境外，中国还拥有令外资企业踏实与信任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供给保障环境。一方面，中国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的庞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现代化港口和国际机场等，这些设施为货物运输与人员流动提供了极大便利，显著降低了物流成本。不仅如此，中国还具备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既能为企业提供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制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又能提升外资企业的资源协同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资源展现出充沛的创新活力。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的数量超过500万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总体规模接近2000万人，与G7国家同类人才数量的总和相当。凭借这些高端智力资源，外资企业完全可以将中国打造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的供给优势，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科技创新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使外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还要强调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5.3%，在顶压克难与稳中求进的格局中展现出了强大抗压能力和发展韧性。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至4.8%。另一个重要数据也特别值得关注：今年上半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5458亿元，同比增长5.0%。在国内经济总体向上以及消费数据显著改善的趋势下，中国市场为外资企业提供回报的预期愈加清晰。

　　目前，我国消费规模虽然很大，但在国民经济和总需求中的占比还比较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大约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消费扩大潜力十分可观。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消费增长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90后”“00后”正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他们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度高。同时，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更重要的是，未来我国还将加快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消费新场景和新动能。外资企业在赢得更广阔市场空间的同时，也获得了商业模式和市场生态创新的丰富试验场。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从稍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去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同比增长9.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162亿美元。因此，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已连续增长了六个季度。同时，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数量已超过126.9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人民币21万亿元。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新设外资企业22.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到7087.3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约18%和3.4%。

　　在引资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外商的投资方向与结构以及外资质量也出现了明显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速，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则持续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制造业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占比已降至不足12%，服务业则超过87%。今年上半年，制造业与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占比分别为25.7%和72.2%。

　　由于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窗口期，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等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外资企业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领域成为它们关注和投资的重点。同时，外资企业紧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机遇，依托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其在前沿产业的投资布局呈现加速态势。数据显示，去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到34.6%。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278.7亿元，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化学药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27.1%、53%、36.2%、17.7%。

　　外资企业在华纷纷创设研发中心，既代表跨国公司扎根中国的定力，也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合作已从“市场导向型”“成本导向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苏州等城市不仅是跨国公司的总部聚集地，也是其全球研发中心的分布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上海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达605家，较2024年实现成倍增长；北京去年新认定外资研发中心超过110家，目前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数量达到221家，也实现了成倍增长。跨国公司通过集中投资研发高地，既缩短了供应链半径、提升了响应速度，又能依托本地配套团队捕捉市场趋势，为保持在华长期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加深对华市场融合与产业融合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趋势。据《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报告（2025）》调查，近七成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子公司，深化产业链融合与市场渗透，进而增强与中国产业链中各类企业的交叉融合。同时，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31个大类和548个小类中均有外商投资，超60%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外资企业代表参与。在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选择深度融合中国产业，等于获得了稳定且具韧性的供应链环境，这有利于其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

　　更多友好型政策

　　外资企业不仅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还通过本地前后向关联，促进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度融合。以国内最新开放的汽车业为例，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未来，共赢发展再起航》报告，特斯拉、大众、通用等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以来，不断提高零部件本地化采购率，目前已达90%以上。这带动了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地。

　　不仅如此，外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等方式，显著提升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了国内高附加值产业的成长，助力我国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转变。此外，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助力我国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还成为地方政府和中央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上述商务部报告，2024年，在华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4的工业增加值、1/7的税收，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

　　在中国政府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宏观政策留有后手、政策扩张空间广阔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长期投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其政策滋养满足度与投资回报率将不断提升。数据显示，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9%，位居全球前列。另据华南美国商会发布调查报告，受访企业普遍表示在中国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近九成美资企业在华盈利，且这种趋势还会随着中国更多友好型政策的进一步释放而继续爆发和强化。

　　首先，增量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宽。2025年新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即将推出，科技、金融、医疗、电信、文化等10多个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将持续降低，部分行业限制甚至可能“清零”。与此同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将出台，旨在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为此，各地将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新的投资项目库，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项目可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并享受相应支持政策。

　　其次，政策供给强度有望进一步升级。一是外资企业再投资的土地要素配置政策将更加优化。例如，外资企业在境内再投资时，可灵活采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以降低初期用地成本。二是税收支持政策将更有力度。例如，符合鼓励类项目的在华再投资外资企业，可享受进口设备的税收减免政策；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投资也可获得税收优惠。三是金融支持和创新力度将继续加大。除了各类金融机构围绕跨国公司再投资丰富创新产品和服务外，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所需的外方关联股东贷款与“熊猫债”，可考虑纳入“绿色通道”管理，并在外汇使用上优先安排。

　　最后，配套服务功能有望进一步强化。一是打破部门间、地区间的信息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的外资企业数据库，推动部门与地区间的信息共享，以此不断优化跨国公司再投资的产业与地区布局。二是加强部门协调、央地联动，央地同向发力。各地方应按照职责权限、结合本地实际，不断细化工作举措，持续提升跨国公司再投资的便利度。三是构建政策组合与集约矩阵，清除互相牵绊与目标离散的政策措施，实现政策服务指向的高度一致与同频共振，最终增强外资企业扩大再投资与政策目标导向的契合度。

　　（作者张锐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