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利率下行已成大概率事件的背景下，金融行业如何破局？

　　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浦发银行联合主办的“2025资产管理年会”上分享了深刻洞见。他明确指出，应对低利率挑战需双管齐下：一方面推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转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本届“资产管理年会”围绕大类资产多元配置、指数投资、资管新趋势、绿色生产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邀请资管领军者发言分享对于行业发展的洞见。

　　李扬是我国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深耕货币金融、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领域四十余年。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对政策实践的深刻洞察，他成为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思想引擎。在此次论坛分享中，他不仅拆解了低利率环境下的应对路径，还深入剖析国际形势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以及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指出：中国因供应链完备且韧性较强，关税乱局对中国的冲击弱于预期。

　　银行转型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双轮驱动

　　“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利率，利率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当谈及中国金融运行时，李扬开门见山地指出。通过分析债券收益率、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主要指标的走势，可见中国的各类利率均呈下行态势，未来仍将延续这一趋势。

　　李扬指出，自上世纪末至2019-2020年，全球已经历过近二十年的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时代。李扬团队曾对此深耕研究。

　　与低利率相伴随的，还有一个极少在中国出现的重要现象，即资金从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即资金“脱媒”。李扬指出：人民银行最近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7个月，在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5.12万亿元的同时，主要的贷款规模，如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的增速，却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对于这一现象，一些研究者从消极方面解释，李扬则认为，这表明：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有利于资本市场（包括资管市场）发展的积极变化。

　　基于上述两大变化此，李扬提出两大应对策略：

　　其一，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必须转型，具体包含四大转型方向：

　　一是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完成从“卖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变。李扬认为，当前多数银行仍处于“朝九晚五，一边卖存款，一边卖贷款”的传统状态，而全球银行业在上世纪就已完成了从金融产品销售商向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转变。中国尚未完成这一转化的原因之一，是“过于依赖息差过日子”。如今息差收窄，以致难以覆盖不良资产率，银行转型势在必行。当然，这种转型还需突破收费及费率审批限制，应由金融系统各方协同推进。

　　二是发展资产管理业务。资管业务本质上属于直接融资范畴，相较于间接融资的“一对以上合约”模式（至少一份借款合约和一份贷款合约），直接融资仅需一份资金交易合约，融资活动便可达成，其融资效率的优势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直接融资是将“资金”转变为“本金”的主要途径，因而，发展直接融资，正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和最近的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重要机制。

　　三是发展资产交易业务。众所周知，资产交易的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动态优化，其具体途径和方法则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持续拓展。传统的资产交易途径主要有公开市场交易、资产证券化、基金投资等，随着数字化、区块链、AI等技术的深度应用，DeFi、数据要素交易等势必开辟新的领域。在中国，很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其资产负债表的腾挪空间很大，因此，目前，在外部监管环境未变的情况下，它们可以通过设立特殊分支机构在内部进行资产交易。

　　四是推行综合化经营。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讨论的老话题，如今，随着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研究并实施综合化经营，同时探讨新的监管框架的必要性明显上升了。

　　其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李扬表示，利率水平下降、息差收窄和脱媒趋势的出现，都为包括资管市场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创造了极为难得的环境。他利用详实的资金流量数据分析了中国融资结构的矛盾，并指出了改革方向。

　　他指出：中国居民部门是主要储蓄来源，政府部门多数年份为赤字，企业部门则长期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金融的主要问题是“钱多本少”、“不缺资金缺本金”，这的确一语中的。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将居民储蓄转化为企业资本金，而包括资管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核心。

　　相比之下，中国的差距在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中央金融工作会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状况，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巩固资本市场回稳向好势头”。显然，应对挑战，发展资本市场是应有之义。

　　“理财市场和资管市场大有可为。”李扬表示，随着投资者需求的改变，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必须随之调整。唯有如此，才能推动金融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

　　“关税对中国的影响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

　　在解析金融领域议题之余，李扬还聚焦国际形势与关税影响。他认为，当前国际环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原有全球化格局已趋式微，碎片化、多极化、双边化成为新的特征，这将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显著影响。

　　国际形势变革的直接体现，就是国际经贸格局转向“一对一谈判”。回溯历史：“二战”接近结束前，主要战胜国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发展为WTO）等国际机构，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规则。如今，这种具有广泛共识性全球治理机制已趋式微。他认为，特朗普政府“逐国定关税”的做法对国际经济运行伤害极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和4月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约0.5%，幅度达17%左右，影响严重。

　　在他看来，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各国行为方式相应调整，呈现出所谓“最小化成本”特征。学界普遍认为，基于统一规则的国际秩序逐渐弱化，各国更倾向于单边主义和小集团主义。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李扬对中国经济韧性仍充满信心。“我们对关税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结论是有影响，但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李扬表示，核心逻辑在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地位：部分领域即便关税翻倍甚至翻两番仍有利可图，另有领域因其他国家能力有限难以替代。显然，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的基本对策仍然是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特别是发展好现代制造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实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现代化战略。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李扬依然充满信心。他表示，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部署了多项任务，涵盖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推进政府债券发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均为各界所熟知。此外，中央召开的全国城市更新专题会议意义深远，蕴含诸多可挖掘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