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2007年刊发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文章《<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在国内高教界引起议论。一篇论文时隔18年再次浮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人们发现了遗珠，而是因为人们在惊愕和喷饭之间难以选择。

　　该文指出，汉文献中记载的商汤与英语文献中记载的汉谟拉比是同一个人。这一论点可谓惊世骇俗，可惜完全是胡说八道。众所周知，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王国君主，商汤则是商朝国君，两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相差百余年，且人生经历迥异，将这两人生拉硬扯说成同一人，无异于让关公战秦琼。何况，两个古国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地理距离，都相差十万八千里，面对两国之间茫茫高原、沙漠，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史料也未有相关记载，遑论一人同时分建两国？

　　当然，在学者一方，并非不可以大胆立论，毕竟学术探索面对万千疑云和大片空白，必要时需要一点“想象力”，但前提是小心求证、谨慎推论。历史研究更应基于考古、文献、语言学等多重证据，如果历史类论文是在扎实考证、取得铁证之后建立起严明的论证体系，自然是值得学界重视的。然而，该文立论的依据非常牵强，以至于给人荒诞的印象——“商汤与汉谟拉比是同一人”论的理由是，汉谟拉比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能够跟《史记》所载的商汤王很好地吻合起来，但由于先祖曾经中华文明洗礼的英国人把巴比伦语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造成了极大误会，导致我们中华后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而这一切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上古汉语亦曾是古代两河的主要语言之一，汉语可能是从两河流域迁移到黄河流域进而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然而，两者属于完全独立发展、互不隶属、特征迥异的文明体系。可见整个逻辑链条，存在严重的漏洞。只要假设立不住，所有推论都立不住。而显然，这个假设和历史的枝蔓、汉语的发展脉络，完全背离。

　　当然，一直以来，坚持认为英语可能是古汉语的变体，甚至提出“汉语源自两河流域”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可能是该论文作者自信的源头，然而“语音相似即同源”的谬误，已被现代语言学彻底否定，岂能当作佐证。

　　做学问不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说汉谟拉比与商汤是同一人，过于天马行空，是用本不存在的事物增加说服力，不具有可信度，因此必然遭到破产。

　　学者治学应严谨，不能为了博眼球贻笑大方。一来，这是论文需秉持科学精神、理性发言的必然要求。论文不是写小说，可以“合理想象”，但应有一说一，不可无中生有；二来，这也是以靠谱的历史研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其间，容不得任何人为补充、加戏。

　　近年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论文并不少见，“淝水之战是唐朝史官虚构”就引发过争论。跳出历史研究框架，“熟蛋返生”论文也具有臆想型论文的典型表象。

　　此类论文，无论是一本正经地空想，还是煞有介事地推理，抑或无中生有地搬弄、以示填补空白，都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实证精神。

　　学术研究没有创新和超越，就没有进步，但创新和超越的前提是坚持理性主义。反观一些研究者，为了尽快出成果，不惜盲目开掘、设法自圆，以至于破绽百出。如此一来，不仅让论文沦为笑柄，也会扩散谬论，对学界产生误导。这种学风的背后，是功利主义的盛行。若对此放任，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学术不端风气的蔓延。

　　对此，学者当对学术研究有所敬畏，不可任性而为；发表平台当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加大把关力度，防止笑料论文诞生和传播。而学者所在单位或高校，更应反思“唯论文”评价体系，对论文评价机制和考核方式进行创新改革，大力呼唤论文新风。

　　特约评论员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