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抄袭风波发酵,国内文学大刊开始严查抄袭
一场由“鉴抄博主”掀起的文坛抄袭风波,正在不断发酵。
“新刊来了,启用查重。”刚上市的2025年第4期《花城》,宣布将从新一期杂志开始,启用查重软件,辅助内容把关。

《收获》文学杂志也在官方账号回应博主“抒情的森林”,感谢其指出的抄袭现象,“我们呼吁更纯净的原创”。《天涯》杂志声明:“存在抄袭行为的(本刊)作者,一经发现,将予以公布谴责,刊物将拒绝刊发其任何作品。”
《人民文学》杂志则在读者恳谈会上表示,“将加大对来稿查重力度”,“原创性是文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抄袭风波引发的是一场文坛“地震”。文学期刊虽纷纷给出及时反馈,但关于文学界抄袭的话题讨论却没有停歇。如何界定一位作家是抄袭还是借鉴?很多被曝光的作家选择了沉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人涉嫌抄袭吗?文学期刊编辑面对海量的文本,如何有效预防那些隐蔽的抄袭?当更多读者开始自发查重时,这场文坛“地震”带来的余波正持续升温。
允许模仿,杜绝抄袭
从畅销儿童文学作家常怡、伍剑到青年作家蒋方舟、焦典、丁颜,再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的李凤群、徐衎、孙频,读书博主“抒情的森林”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接连晒出这些作家与经典名家作品的文本雷同,迅速形成新一波的抄袭讨论。

涉及抄袭的作家中有文坛新星,也有畅销书作家,他们面对争议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
蒋方舟发私信给“抒情的森林”,称那些语句雷同的是自己的早期作品,不够成熟,对博主的指正“理解和虚心接受”。
中国作协会员孙频则公开感谢“抒情的森林”,称自己最初学习写作时,痴迷福楼拜,因而会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很喜爱的句子带入小说,如今再回看,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也是不应该的”。
涉嫌抄袭的“90后”甘肃作家丁颜则对“句子查重”存在质疑:“句子查重一致被认为抄袭,那无可厚非这就是抄袭。如果一致就一定是抄袭,那对大地上所有相似的解读都是在互相抄袭。”她在朋友圈发声:“从今天开始如果还写作,会用笔名。丁颜这个名字已被污染,丁颜已死。”
在“抒情的森林”发布的查重中,很多都是AI查找出来的语句雷同,这种“剪刀式的粘贴”在动辄数万字的小说中,仅仅是几句话雷同,算不算抄袭?
中国作协会员、作家郭海鸿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谈及这个话题,颇为遗憾。在他看来,这些作家的作品是符合“洗稿”特征的,正因为不幸被点名的作家要么是畅销书作家,要么是作协会员,都是名气不算小的作家,恰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他对照了抄袭片段截图,发现涉嫌抄袭的作家,“洗稿”手法是用了心的,即便涉及的篇幅很少,但“起心动念如此鲜明,与抄袭性质有何不同?”他认为,很多被“扒”出来的句子段落,看得出是费劲摘抄,“既然有这股劲,认真搞原创不好吗?”
“我始终认为,对初学者,模仿可以被允许,抄袭绝对要杜绝,包括‘洗稿’,这都是百分之百的歪门邪道。”郭海鸿认为,写作中突然想到一些看过的好句子,借用一两句可以,但目前所见的几位作家不在此列。
《上海文化》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张定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同,这些被曝光的段落基本上都可以视为抄袭。有些人不只对一个作家熟悉了去借鉴,而是大范围地模仿摘抄,就成了有意识的做法。尽管被曝光的仅是一些字句排列组合的一致,或者是几十个字的雷同,但性质上就是不可容忍的抄袭。
严查抄袭,给原创文学以尊重
在文坛,抄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老话题。
“抄袭从来不是一件可以模糊边界的事情,如果抄袭可以轻描淡写到无事发生,那么所有原创者存在的意义何在?”今年4月,作家巫昂就在微博中表明了对文学抄袭的零容忍。
2006年,郭敬明抄袭官司尘埃落定,法院认定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赔偿后者20万元。
2009年,山西女作家镕畅在《黄河》杂志发表小说《没有七彩的灯》,随后被《中篇小说选刊》杂志转载。事后这篇小说被几位知情人揭发,原作来自甘肃女作家严英秀未发表小说《纸飞机》的照搬。
2014年,琼瑶起诉于正侵犯其作品《梅花烙》的改编权,法院判决于正公开向琼瑶道歉,五家被告一共需赔付500万元。
在网络小说领域,抄袭更是层出不穷,难以追责。2016年的大热古装剧《锦绣未央》涉嫌抄袭200多部小说,只有12名作者提起诉讼,几年官司后,12位作者仅获得78万元赔偿。
诸如此类的抄袭在国内文坛并非新鲜事,而当事人肯站出来道歉的也是少数。一直回避抄袭事件的郭敬明,直到2020年才在微博上就抄袭事件公开道歉,称自己当年“年少轻狂的虚荣和抗拒让我选择了逃避道歉”,“一度很反抗,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它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不敢撕开,更不敢面对”。
在AI互联网时代,抄袭这件事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AI工具的出现,让逐字逐句查重这件事,变得更加“火眼金睛”,隐藏得再深的句子,都很容易被发现。其次是社交平台的发达,让读书博主仅仅展示对比图就能收获关注,引发话题并破圈。
诗人苏丰雷在社交平台谈论何为“抄袭”时强调,只有援引像成语、谚语一样广泛流通的经典文句时,可不必注明出处,否则就是“挪用”,构成“抄袭”或坐实“创作态度不严谨”。这些年,他越来越认识到“创意写作”的概念和价值,在文学创作中,后世作家对经典作品源文本的创造性运用,是“化用”写作者的“创意”。
在古典诗词界,文学的“化用”并不少见,常常也有超越之作。比如李白《把酒问月》中写过:“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苏轼则以此意境写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比如范仲淹的《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李清照在《一剪梅》中写出:“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但是,在此次被曝光的作家中,都是直接把认为精彩的句子剪切复制粘贴到自己的小说中,很多句子多出自名家经典作品中的描述性文字,有些段落则一模一样。那些在国内文学大刊上公然发表的作品,那些出版了书籍还成了畅销书的成熟作家,竟然花费那么多功夫去安插一些句子,随意抄袭的动机与不爱惜羽毛的行为,就更让人无奈。
那么,文学期刊在这起风波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们为何没有发现抄袭?郭海鸿认为,因为洗稿操作的隐蔽,以及作者本身的名誉掩护,使得抄袭很难在一开始被发现,从这个层面上,刊物本身也是受连累者。
苏丰雷认为,对待抄袭是越严厉越好,他建议对产量高的作家进行地毯式检查。每位作家的名气,一定是基于优质文学作品。《花城》和《人民文学》宣告启用查重软件,不仅是对抄袭事件的交代,给热爱文学的创作者和读者交代,也是给真正的创作者以褒奖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