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根本性转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使命，正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锻造新引擎。这一理论成果的形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更是中国迈向技术驱动增长新阶段的战略宣言。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

　　本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的系统性质变——

　　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价值的能力，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侧重反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之外的效率改进，包括技术进步、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升级等无形要素的贡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求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它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系统性革命。其一，技术引领性要求突破“卡脖子”问题，如凝聚态电池实现能量密度40%的代际跨越。其二，价值创造性呼唤重构产业价值网络，如算法革命重塑全球内容生态。其三，制度适配性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变革的动态匹配。

　　价值：传统产业与新兴领域的全域性协同进化——

　　新质生产力具有三重价值维度：第一，降本增效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质变突破。通过数字技术重构生产函数，实现边际成本递减与规模效应的非线性释放。第二，人才孵化超越传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干中学”与“创中学”的动态能力培育机制，推动劳动力从执行者向创新主体转型。第三，模式创新是生产关系的范式革命。以数据为纽带重构产业价值链，催生平台经济、共享制造等新型生产组织形态。这一过程印证了“创造性破坏”理论，在颠覆传统生产范式的同时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新质生产力并非特定产业的专利。通过技术渗透迭代，传统产业同样可以实现质效革命。在制造业领域，传统制造业的“黑灯工厂”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设备联网，生产效率得以提升，订单交付周期逐步缩短。在农业领域，越来越多的垦区应用北斗导航赋能无人农机精准耕播，精准施肥机则可以根据土壤养分数据按需定量施肥。在服务业领域，物流企业通过“5G+AI”调度系统实现干线运输车辆动态编队，空驶率大幅下降；一些医院借助AI辅助诊断平台，将基层医疗机构影像诊断准确率提升至三甲医院水平。

　　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协同进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发展一般遵循“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能级递进规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可以突破线性进化逻辑，形成三维耦合的共生体系。一是劳动者从“体力依附”转向“认知盈余”。战略科学家与数字工匠的复合型人力资本通过“小步快跑”“干中学”机制，实现知识迭代速度超越技术扩散速度。二是劳动资料突破实体形态。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型生产工具，以算法中台重构价值创造链，使制造范式从“规模经济”转向“响应经济”。三是劳动对象中的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低边际成本特性，其跨界融合能力催生产业互融。比如，鸿蒙智行通过“具身认知—数据验证—场景模拟—社会共建”的四维体系，重构出行文明的底层代码和安全哲学。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所证明的那样，由创意积累驱动的增长是可持续的，由物质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必然经历收益递减。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才至关重要。知识作为非竞争性要素，其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在要素协同中会被指数级放大。这种乘数法则不仅体现在效率提升层面，还会重塑产业价值创造逻辑。

　　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力三要素的质态升级、高效协同，以更好释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乘数效应。劳动者方面，重点应转向战略科学家、算法工程师、卓越技师等“创新主导型”人才。劳动资料方面，工业互联网、AI大模型等非实体工具推动制造范式向智能化跃迁。劳动对象方面，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通过跨界融合衍生新业态。

「警惕“伪新质生产力”」

　　警惕三类“伪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警惕与防范概念泛化风险。一是套利性创新，体现在政策早期利用红利漏洞。比如，某些区块链项目通过发币融资却无实际场景应用；通过包装传统技术或商业模式，而非实质性突破核心技术，来获取短期利益。二是技术空心化，体现在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上，导致“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三是资本无序扩张，部分风险投资机构为追求快速回报而扭曲资源配置，可能催生“伪科技”泡沫。比如，在一些共享经济领域，大量资本涌入导致企业盲目扩张，忽视盈利模式和技术创新，最终引发行业洗牌。

　　正视“制度—技术”双重约束悖论——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破解“制度—技术”双重约束悖论。技术转化率低是创新链与产业链断裂的表征。2023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6%。与发达国家动辄50%以上的转化率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暴露出产学研协同机制的结构性缺陷。比如，各省专利转化服务平台之间的互通不够，甚至同一个省份各地市之间的专利转化平台都是独立运行的。此外，通过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和所有制歧视等，加剧要素错配，抑制技术市场化所需的竞争环境，既容易形成“创新孤岛”，又容易产生寻租空间。

　　直面盲目追求“突变式创新”等问题——

　　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突变式创新”，在没有相关产业基础的前提下直接布局前沿领域。比如，部分地区盲目布局晶圆厂却忽视配套产业链，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53%。这种“创新锦标赛”模式应当引以为戒。

　　此外，还需直面传统产业升级滞后与新兴产业泡沫化并存等问题。传统产业因技术锁定与人才断层导致升级滞后，新兴产业则因资本盲目追逐和监管滞后引发泡沫化。这种结构性矛盾加剧创新生态链断裂风险，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规避“内卷式创新”」

　　优化“双轨创新”路径——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抢夺技术制高点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下一步，可继续优化“双轨创新”路径。一方面，通过“0到1”原始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重点是在量子计算、光子芯片、AI、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持续投入，保持“领跑”优势；另一方面，通过“1到N”的渐进式创新深化技术应用，如制造业通过“智改数转”实现工业4.0转型、平台经济通过算法优化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这种“顶天立地”的创新模式，既符合中国高储蓄率支撑的资本积累规律，又能规避“内卷式创新”导致的要素错配。

　　建立“容错—激励—传承”机制——

　　在制度环境层面，可借鉴美国创新体系中对长周期创新的包容性。不妨以上海、深圳等科创枢纽为试点，建立“创新负面清单”，对算法开发、材料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突破性提升。同时，推行“人才特区”政策，将户籍制度与创新贡献挂钩，构建全球青年科学家“创新积分换居留”体系。

　　针对资本市场短视化倾向，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设立政府主导的“耐心资本联合体”，对固态电池、光子芯片等战略领域实施资本锁定机制，并通过专利证券化改革等，实现创新收益代际传递。

　　在创新主体培育上，应警惕“内卷式创新”对创造力的消耗，可建立“教育—产业—资本”的螺旋耦合机制，依托头部企业创建创新工坊，让科研人员深度参与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进一步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创新能级差”。

　　更重要的是，重构创新评价体系，将价值创造系数纳入考核标准，对突破性技术给予指数级奖励，对单纯产能扩张项目实施创新税调节。实践证明，只有形成“失败有保障、成功有溢价、传承有通道”的创新闭环，才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质变跃迁，助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完成从追赶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蜕变。

　　破解区域同质化与成果转化难题——

　　在区域协同维度上，基于比较优势迭代理论，可建立“三级适配体系”：前沿突破区（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实施10年研发锁定机制，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允许科研经费50%用于人力成本；产业跃升区（如成渝、山东半岛）推行“概念验证中心+产业加速器”双轨模式，设立政府部分出资的风险补偿基金；特色升级区（如东北、中西部）开展“链主企业+卫星工厂”的工业互联网改造，并建立跨区域价值补偿机制，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要素流通收益分成等市场化手段，实现科创高地与生态功能区间的创新红利共享。比如，京津冀可将北京中关村5%的技术交易收益定向补偿河北相关地区的生态屏障建设，深化“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生态反哺”的共生循环。

　　在创新价值转化维度上，技术突破需通过“技术专利—品牌资产—市场溢价”的价值链闭环实现价值跃升。比如，有企业通过打破橡胶行业“魔鬼三角”的技术突破，将产品溢价率显著提升，其本质是通过量化价值创造系数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定价的品牌资产。建议建立三维评估体系，即技术维度纳入专利质量指数、市场维度设置场景渗透率指标（如新技术在细分市场的覆盖率）、社会维度考量绿色溢价因子（如单位能耗降低贡献值），对达标企业实施税收抵扣与出口信用保险联动激励，破解“不愿转、不敢转”的困境。

　　这种“区域适配+价值量化”的双轮驱动模式，既可避免低水平重复创新，又能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惊险一跃”，还有望通过“税收—保险”联动机制破解可持续性困境，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新时代方案。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候任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