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低利率预计将持续，国有大行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积极应对息差收窄压力，通过数字化转型、产品服务创新，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推动做好“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金融强国，成为国有大行的核心命题。

　　低利率时代

　　国有大行面临的挑战

　　银行利率水平已经下调到历史低位，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等长期因素将使利率在“十五五”时期继续保持低位。在此背景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传统的“以息差为核心”的盈利模式正面临多重挑战。

　　（一）净息差收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挑战。我国利率水平持续走低，进入历史低位区间。在此背景下，银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距即净息差被压缩，传统依赖息差的盈利模式受到根本挑战。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消费信贷需求疲软，使得生息资产增长乏力，进一步压制了利息收入。国有大行尝试“以量补价”，不断加大信贷投放以维持总收益。但当贷款利率跌至一定水平后，仅靠量的扩张已难以弥补低价带来的损失，甚至“投放越多、亏损越多”。

　　（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上升，资本管理承压。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房地产波动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信贷风险不断显现。同时，利率下行加剧了长期资产与短期负债的期限错配，扩大了利率风险敞口。这些因素对国有大行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盈利能力下滑削弱了自有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产规模扩张又加速了资本消耗。二者叠加使资本管理面临严峻压力。尽管2025年政府已向四家国有大行注资5200亿元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但考虑到盈利恢复乏力和潜在风险上升，“十五五”期间资本管理压力仍将存在。

　　（三）市场竞争加剧，成本压力上升。一方面，低利率环境下，国有大行纷纷下沉小微市场以保持业务规模和收入，这进一步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另一方面，网点维护、人员薪酬、科技研发与系统升级、合规与风险管理等运营成本不断上涨。同时，相比其他银行机构，国有大行在推进减费让利、支持实体经济等政策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上述因素使收益进一步被压缩。在确保服务质量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前提下，如何有效控制成本，成为国有大行亟待破解的难题。

　　低利率环境下

　　国际大行的经验

　　通过分析日本、欧洲与美国的经验可知，国际大行的核心应对策略表现为：通过“非息收入多元化＋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稳固收益，再辅以“数字化降本＋战略区域布局”提高竞争力。

　　（一）日本：业务转型，海外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净息差显著下降，信贷投放与盈利增长承压。对此，日本大行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第一，压缩信贷比例并拓展非息收入，通过兼并证券、保险机构发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等多元化业务，增加佣金、手续费、交易费等收入；第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推出金融复兴计划，通过加大核销力度、资产重组化解不良贷款压力，提升活期存款占比，适时调整交易类资产占比和贷款占比，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第三，战略性扩张海外业务，利用海外贷款更高息差，提升海外净利息收入；第四，推动数字化转型与降低成本，通过精简网点、合并重组和流程数字化，持续压缩运营成本。

　　（二）欧洲：上调服务费，加大期限错配力度，战略调整。自2008年以来，欧洲央行多次降息至负利率，面对息差收窄的困境，汇丰、德意志、巴克莱等大行主要应对策略如下：一是提高非息收入占比，上调服务收费，拓展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与交易业务；二是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利用利率衍生品并提高活期存款比重，加大期限错配力度；三是通过裁员、网点整合及数字化转型，压缩运营成本；四是增资补充资本、强化风险预警与管理。此外，部分银行如汇丰控股，通过战略性收缩欧洲本土等回报率较低的地区，向亚太、北美等高增长区域倾斜，优化资源配置。

　　（三）美国：增加非息业务，拉长久期，控制风险。低利率环境下美国大行采取一系列策略提升盈利和抗风险能力。首先，增加非息收入，美国是以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交易业务与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成为低利率时期银行盈利的重要支撑。其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资产端降低传统贷款业务占比、增加证券投资并适当延长资产久期，以提高整体收益率；负债端扩大低成本活期存款占比并通过短期债券融资压低资金成本。再次，推进技术创新与流程优化，收购财富管理公司、加大人工智能投入，严控运营成本，提升业务创新能力与客户体验。最后，降低资产端风险偏好，增加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配置，使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

　　国有大行

　　应对复杂挑战的策略

　　“十五五”时期，我国国有大行面临的现实比日本、欧美当时的情况更加复杂。国有大行既要保持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又要应对低利率挑战、寻求自身高质量发展，这就要积极把握国家重大战略机遇，推动业务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一）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国有大行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深度融合新兴技术，全面重塑业务模式与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变革。国有大行现有架构、业务流程和运营逻辑深植于以实体网点为依托、以存贷利差为核心的盈利模式，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客户需求。未来应重点聚焦：第一，通过业务流程重塑与数据驱动，实现产品创新与服务的个性化定制，打通信息孤岛，实现跨部门协同和全渠道一体化；第二，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与人才结构优化，培养懂技术、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营造支持创新的组织氛围；第三，完善数据治理与安全防护体系，保障隐私合规，提升智能风控，防范网络攻击及新型风险。

　　（二）拓展非息收入，推动盈利来源多元化。在利率下行、息差挤压的背景下，非息收入成为利息收入的自然“对冲”。国有大行要在稳住净利息收入基本盘的同时，利用规模和品牌优势促进业务多元化，尤其要聚焦自身具有潜在优势的业务领域。第一，培育财富管理发展新动能。借鉴国际经验，精准划分高净值与长尾客户，为前者提供定制化组合方案，通过数字化手段有效覆盖后者，降低运营成本。财富管理的扩容也将为托管业务带来机遇，应加大技术投入，搭建跨境托管网络、优化操作流程，实现规模效益。第二，发展供应链金融，深耕中小企业与长尾客户，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闭环。第三，围绕证券经纪、交易与做市等板块发力，积极承揽债券承销、并购融资等项目，打造从项目筛选到发行路演的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境内外资本运作，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品牌与规模优势。

　　（三）强化风险管理。复杂环境下，国有大行需更加注重风险管理。首先，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扩大低成本活期存款占比以降低资金成本，适度增加长期高收益资产占比以提升收益稳定性；更加注重跨周期管理和资产质量管理，加强对房地产、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排查和预警。其次，完善利率风险管理，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并灵活运用利率衍生品控制敞口。再次，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提升不良资产的识别与处置效率，稳步改善资产质量。最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体系建设，全面防范操作风险与市场风险。

　　（四）提升国际竞争力。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历史性机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显著扩大。然而，出海企业也面临债务国违约、国内外标准冲突，及制裁和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为此，国有大行应加强海外风险研判，培养跨境金融专业人才，创新抵押与担保机制，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