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6月21日消息（记者宓迪）“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效。”20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原首席经济学家刘以雷表示，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和生态安全屏障，也在生态保护与修复中成绩斐然，已经成为生动的实践样板。

　　刘以雷是在北京中华环保联合会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专家报告会上作出的上述表述。

　　制度与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刘以雷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成就显著，集中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度与政策体系逐步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2023年施行）、《黄河保护法》（2023年施行）等专项法律出台，明确生态红线、资源开发限制等要求，为西部生态保护提供法治保障。生态补偿机制得到深化，中央财政对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如西藏、青海、云南等）实施转移支付，2022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超800亿元。三江源（2016年）、祁连山（2017年）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落地，打破多头管理，实现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

　　二是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成效显著。新时代以来，我国相继在西部地区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以及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等一大批重大生态工程，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基本形成。

　　刘以雷表示，近年来，随着重点生态工程深入实施、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稳步开展，西部地区正在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此外，通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工作，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

　　构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体制机制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刘以雷称。其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统一思想，提升认识。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要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陈旧观念，筑牢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思想基础，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修复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是构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体制机制。一是完善法规条例。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责任主体和行为规范，为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二是加强政策动态评估与调整，依据生态变化与发展需求，及时优化政策内容。三是强化统筹协调。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责任，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四是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设立生态修复专项资金，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探索社会资本的参与模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脆弱区、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给予经济补偿，平衡保护与发展需求。五是完善监测与评估体系。运用大数据、遥感监测等技术构建监测网络，实时掌握生态保护与修复状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以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复合性的系统失衡，需从系统性治理破题，避免陷入“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困境。

　　四是充分发挥科技对生态保护修复的促进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生态保护修复最终要靠科技创新。

　　五是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优化园区企业、产业和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

　　六是协调推进新疆“十大产业集群”和生态保护修复发展。新疆拥有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6，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巨大、发展潜力巨大，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同时新疆深居内陆，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严峻。自治区党委着眼构建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建设“十大产业集群”。要通过筑牢生态理念、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生态保护资金投入、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进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带动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发展等措施促进“十大产业集群”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协调健康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丽新疆。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关键命题”，刘以雷认为，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发挥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作用、企业践行绿色生产转型、有关社会组织协同配合，也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行动支持。唯有多元主体凝聚合力，才能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事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