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资金流重新分配是目前的一个重要趋势”，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兼股票部全球联席主管Gokul Laroia在陆家嘴论坛上谈及“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时指出。

　　“在美国，投资资金的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遍布于各个类别。过去1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大约30万亿美元。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进行多元化投资。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流出美国，那也是一笔巨大的资金”，他进一步表示。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个避不开的选项。

　　在陆家嘴论坛举办的同时，中欧国际金融圆桌研讨会围绕“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

　　外部风险激增导致国际资本流动

　　“美国关税政策反复、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以及美股估值高企等因素持续推升不确定性，一度引发全球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全球配置再平衡动机推动资金外流，”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欣舸对记者表示。

　　因此，他认为，外部风险激增是导致国际资本配置再平衡的一大原因。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凭借政策稳定、产业完备以及技术突破等积极因素，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

　　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也是一个推动因素。罗马第二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前部长Giovanni Tria在会议上表示，原来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曾经主导国际合作贸易和金融稳定几十年。美元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元信心下滑的早期信号。

　　“对于美国长期政策的怀疑和对美国制度的怀疑，会导致整个货币体系的基础受到质疑，这样的发展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经济深层次不平衡情况，”他进一步阐释道。

　　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由公共债务推动的，即不断发债，并且这种不平衡不断持续。由于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资产不断生长，也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自然导致美元贬值。但这样一种配置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债务不断高涨，关于产业债的可持续性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中国需推进制度型开放

　　海外资产加速流动，不断溢出，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

　　赵欣舸告诉记者，开年以来，在我国科技突破、政策刺激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剧增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海外资金逐步转向我国并布局智能制造等行业，标志着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态度从“边缘参与”到“核心配置”的转变。

　　如何承接这波“泼天的财富”？

　　上海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许耀武在会议上表示，中国需要思考四个问题：

　　一是推进制度型的开放。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的准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优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等举措，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放从管道型向制度型升级。

　　二是持续加强货币政策的基础。前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碳排放减排工具等，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在稳市场、稳企业、稳就业、稳预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加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稳定法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实现实质运作，着力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四是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底座，推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提升跨领域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与协同处置能力。

　　赵欣舸同样认为，中国需要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升外资参与便利性。一是拓展互联互通的市场覆盖范围。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经验推广至其他主要市场，有助于为更多境外投资者提供基于当地的投资渠道，帮助境外投资者以符合其交易习惯且低成本的方式参与我国资本市场，极大提升外资参与便利性。

　　具体来看，在沪港通、沪伦通和中瑞通的基础上，以中欧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动中德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落地，为欧盟投资者提供便利投资渠道。

　　二是扩容互联互通的投资标的。将REITs、ETF等产品纳入互联互通标的范畴，具体操作上可推广中日、中新以及中巴ETF互通经验。

　　此外，他表示，在金融产品方面，境外资金仍有较多产品无法投资。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这就意味着境外资本仍然无法投资尚未纳入开放范畴的金融产品。

　　具体来看，对于股票市场，小盘股和流动性较差的股票仍未纳入沪港通范畴，场内ETF期权尚未对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开放；对于债券市场，债券通仅涵盖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尚未直接纳入交易所债券产品；对于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特定品种仅有24个，QFII覆盖的品种数量仍不足100个，这就意味着境外资金仍然无法参与数十个场内期货和期权。鉴于此，应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为境外资金拓宽流通空间。